一场《大病》 却成为诊治心灵的良方

　　一场大病

　　却成为诊治心灵的良方

　　无论任何一个时代，环境之下，隔阂永远不会自然消失，

　　它需要被正视和化解，懦弱的等待和搁置不解决任何问题。

　　文/杨时旸

　　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一次痛彻心扉的决心，一段有关文化冲突和自由选择的拷问。从叙事结构和设定上讲，作为一部喜剧，《大病》似乎并没有什么新鲜，人们都能想到的桥段，悬念，冲突和团圆的结尾，但是它凭借着密集，俏皮，时而满是尖刺时而充满自嘲的台词，把一段爱情喜剧拓展了维度。

　　一个巴基斯坦移民男孩库梅尔爱上了一个美国姑娘艾米丽，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并不是男孩儿窘迫的经济处境，而是男孩原生家庭的压力和独特的族群文化。巴基斯坦的文化中仍然严格执行着包办婚姻。男孩已经美国化了，但是他的家庭没有，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但却不想以和家庭断绝关系作为代价。女孩发现了一切，哭闹着分手。原本应该就此分道扬镳，但女孩的突然入院意外把男孩儿拉回了身边。

　　这个故事有趣之处在于，库梅尔的职业以及女孩的昏迷状态本身既是情节本身的安排，又同时担任着某种象征意象的作用。更有趣的是，这个故事改编自男主角本人的真实经历。这个因为美剧《硅谷》被人们熟识的演员把自己的真实名字和经历一起搬上了银幕。

　　“我父母心中是有一个排名，医生，工程师，律师，省略上百个职业，恐怖分子，以及最后才是喜剧演员。”他在台上这样自嘲——在那样一个移民家庭的价值观中，他们期盼的是稳定和体面，但他依靠逗人发笑赖以谋生，而且竟然还要自由恋爱，这几乎算得上忤逆。男孩的自我选择意味着动荡，自由，探索，以及放松和快乐——这一切都是标准的美国式的象征。这已经奠定了一层悬念，一个已经彻底美国化的第二代移民，和他的仍然抱持着原生文化和习俗的父母之间，注定会爆发不可调和的矛盾。《大病》写的是个人化的故事，但却已经足以延展成为更广阔的、整体意义上的一个人群对文化隔阂和自由选择困境的描摹。

　　而女孩的昏迷，不只是病理意义上的，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暂时“下线”，给库梅尔造成了一个短暂的极端环境，让他思索对于未来的选择，伴随着女孩的康复和醒来，库梅尔本身也经历了一次觉醒。

　　显然，这个故事有关爱情、勇敢和决断，更多的还涉及了隔阂、冲突和跨越障碍。有人简单粗暴地归纳，库梅尔是个渣男，但这种道德性的批评是肤浅的。一边是血亲和家人一边是寻求自我的本能，他两次崩溃时的呐喊其实更有力量，一次他对女孩说，“我是和1400多年的传统斗争”，另一次，他质问父母，“如果你们不想让我过上美国的生活，那为什么要带我移民到这里？为什么明明生活在美国，却假装自己还在巴基斯坦？”这不只是这一个男孩的困惑，也是众多移民的心声。他们抵达了自由之地，却依然困在自己执拗的文化里。那或许是面对陌生、纷繁、多元世界的一种应激反应，越可以自由选择却越想缩回熟悉的躯壳，寻求熟稔带来的独特安全感。他无法割断原生家庭，更无法放弃自己的未来。这种困境，相较于粗暴的批评，更需要同情和悲悯。

　　这故事中的文化冲突，不只这一个，还有很多都犹如小小的暗礁般存在着。女孩的母亲对他打开心扉说起自己年轻时恋爱史，她出身军人家庭，而如今的丈夫曾经的男友却连汽车都不会修。对于她来说，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隔阂同样需要解决。除此之外还有关于911造成的心理芥蒂，饭桌上偶尔的谈起以及舞台下的起哄和冒犯，所以说，无论任何一个时代，环境之下，隔阂永远不会自然消失，它需要被正视和化解，懦弱的等待和搁置不解决任何问题。其实，到了女孩的妈妈在舞台下为库梅尔拔刀相助的时候，一切就都明了了。与其说，男孩在默默陪伴着昏迷中的女孩，不如说，库梅尔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在给自己诊疗。他目睹了女孩一场身体上的大病，却治愈了自己心理层面的大病。   

　　颠簸之后的平顺，敌对之后的拥抱，爱情超越了曾经的争吵，亲情战胜了传统和文化的桎梏，结尾的小小团圆都来之不易，一切隔阂都来自人性之中的暗礁，解决这一切的方法也都潜藏在人性深处。只看你是否愿意付出代价，坚韧、执着、不逃避地处理那一切。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