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身外无累 心中无事

　　◆ 舒晋瑜

　　邓友梅，这位被誉为当代“京味儿派”小说代表人物的老作家，虽因视力不好多年不写，他的作品在读者的心目中却一直生动着、活跃着：《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烟壶》《那五》，那些浸润着时代风雨、反映北京民俗风情的文字时至今天仍旧活色生香，而作家本人的人生传奇也颇值得玩味。

　　1 第一笔稿费

　　十一岁，邓友梅从出生地天津回到故乡山东。故乡是抗日根据地，他在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教育下，十二岁就参军当了交通员。只干了一年就赶上精兵简政，部队发给邓友梅四十斤小米几丈粗布，让他复员，他又去天津投亲。天津街头有租小说的，租一本小说一天收几分钱。邓友梅打零工吃饭，别的娱乐玩不起，租书还租得起，就读起了小说。《薛仁贵征东》《江湖奇侠传》《红杏出墙记》《旧巷斜阳》，几乎碰上什么看什么。

　　有一次，街头有打着旗招工的，不讲条件也不要铺保，邓友梅见机会难得，求着人家把他收下，谁知拉上船就被送到了日本，做了一名劳工。1945年，美国飞机把日本工厂炸毁了，没活可干，日本人又把劳工送回中国，打算叫他们在日军控制下的中国矿山劳动。邓友梅在几个大工人的带领下逃出工厂，参加了新四军。

　　最初，邓友梅在连部当通信员，营长见他爱读书，送他去一所中学脱产学习补习文化。可是邓友梅当兵当野了，穿一身军装跟老百姓的孩子一块坐在课堂里念书，怎么也坐不稳当。碰巧军文工团排戏，郭沫若写的《 李闯王 》中有一个放牛的小孩儿，要求会说普通话。文工团找了几个小孩去面试，只有邓友梅被选中。小孩的戏不多，没戏演时邓友梅管小道具、点汽灯，最多的是帮演员提词。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连提几场，就背下来了。

　　解放战争打起来后，文工团开到前线做火线鼓动工作，不能正式搭台演戏了，只能在战场做即兴演出。行军时部队走路，邓友梅就和文工团的战友站在路边唱歌数快板，看到什么就要现编现演。新四军文工团许多演员来自上海，成本大套地演戏是专家，可没干过火线鼓动，不会扭秧歌，更不会编快板。邓友梅就靠自己提词学来的本事试着干。有回，他数快板被前线报纸编辑听见了，他说：“喂，你编的这段还不错嘛，把它写下来交给我好吧！”不久，稿子在新四军内部刊物《 歌与剧 》上印了出来，这就是邓友梅的处女作《 国大代表 》。他的第一笔稿费是一斤花生几个柿子。

　　此后，邓友梅就常常写个快板唱词供即兴演出，但他既没读书也没想写文章，一心想当个好演员。不料十六七岁到了变声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邓友梅就只能点汽灯、管小道具，有点苦闷。这时有机会调整，他就到了茹志鹃班里。

　　2 第一堂文学课

　　“她嘴上也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她抽烟写字我没法睡，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她又说，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就找出本书扔给我。”邓友梅回忆和茹志鹃的相处，如此说道。他的读书慢慢成为习惯，终于有一天没书可读就感到手足无措。

　　有一次，他读完鲁迅的《野草》，茹志鹃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邓友梅背书中的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也是枣树……”茹志鹃就笑：“明白意思吗？”邓友梅说：“就是有两棵枣树。”

　　“那为什么不说‘两棵枣树’，而要说‘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邓友梅被问傻了。他没想过为什么。

　　“这叫强调。”茹志鹃解释说，“有两棵枣树”给人印象不深。这样一强调，读者才会记住这两棵都是枣树。

　　邓友梅说，这是他平生第一堂文学课。此后，茹志鹃鼓励他写日记，让他往写作上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了《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

　　3 第一篇小说

　　解放后，邓友梅从部队转业，调到北京文联，在赵树理手下工作。有一次他问赵树理：“您写的文章怎么看怎么顺。我写的东西怎么总有疙瘩呢？我该怎么改进？”赵树理回答说：“第一，少用形容词，多写形象。第二，文章写好关上门自己先大声念两遍。你念得顺口别人读着就顺溜，自己念着都结巴人家读起来也咬嘴。”

　　1951年，邓友梅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的创作组，写了小说《咱们都是同事》，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写好后交给团长田汉同志审阅。田汉读完后很高兴，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嘛！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这篇小说发表在北京文联的《说说唱唱》。

　　“赵树理、王亚平等人认为我虽然有文学细胞，但文化根底太差。就决定派我去文学研究所(后改为讲习所)学习。”邓友梅回忆说，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丁玲，导师是张天翼。张天翼教给他观察生活、捕捉题材和形象的技能，也是记日记。

　　进了文学讲习所后，他认真读书，一天最少要读十几个小时的书。所里规定如果不上课，每天阅读书籍不低于五万字，他每天都读七万字以上。从文学讲习所出来后，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发表在1956年的《处女地》上，接着被《文艺学习》转载，引起文坛的关注和争议，并因此被打成“右派”，被转送到盘锦地区去开垦荒山，从此二十二年没再写东西，直到二十多年后邓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才又有了写作机会。

　　4 第一次获奖

　　直到1976年，邓友梅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

　　有一次，邓友梅听广播，获悉陈毅逝世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陈毅是新四军军长。他从小就在新四军军部文工团工作，与陈毅有感情，于是写下了很多回忆性的文字。

　　恰好茹志鹃到北京开会，专门看望邓友梅，看到这些文字，便鼓励他改成小说。小说改了两遍，发表在茹志鹃任副主编的《上海文学》上。这篇题为《我们的军长》的短篇小说获得了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邓友梅试着用北京市民的语言心态描述北京人的故事，琢磨出自己的强项：《话说陶然亭》，发表后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成为文坛“京味儿”小说代表作家。评论家认为，老舍之后用京味儿语言写北京风土故事的作家首推邓友梅。

　　“我们这一代对老北京的氛围比较熟悉，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辈人了，比我们小十岁的，解放时年龄太小，记忆比较模糊，而更年轻的人，他们生活的环境完全被改变了，人群也完全不一样，他们写的是新北京人的生活，不再是传统的京味。当然，北京在发展，成了全国的北京，并逐渐走向世界级城市，这也会造成其个性丧失。”邓友梅觉得，一个文学样式随时代发展而消失，是很正常的现象，就像鲁迅先生的杂文，后人再怎么写，恐怕也无法写出他那样的精神气质来了。而老北京的那种温情，那种踏实，也随之逝去。

　　既写京味儿作品，也写战争历史作品，邓友梅觉得，自己写战争花的工夫最大，却除了《我们的军长》和《追赶队伍的女兵》两篇作品得了奖，其他并无太大反响。相反，写得轻松有趣的京味儿作品，却更受读者欢迎。

　　邓友梅反复思考过其中原因。他认为，读者读书首先要选有趣的，有趣才好看。他写京味儿小说，首先是想怎样把它写得好看。“要把小说写好看，就要写你自己最熟悉的，与你的性格最易呼应又是你最易于表现的生活素材。生活内容复杂多样，但不是所有的都能写进小说。”邓友梅说，最体现本质意义的才是最值得写作的，但同样的事物从不同的人眼里看来感觉却未必一样。

　　“张天翼同志让我养成随时观察有趣事物的习惯。第一是有趣，但光有趣也不行，还要有益，要有益于世道人心。”邓友梅说，在自己的所有小说中，90%属大路货，只有10%才是自己特有的产品。哪篇小说写得特别顺，这篇小说故事的结构、情节安排基本上就是好的。写得顺说明酝酿得成熟。但在语言上要想写出特点就必须反复加工认真修改。这是苦功夫。他认为，真正讲究文字的是中短篇小说，有一句废话都很刺眼。

　　>>> 采访手记

　　不再跟自己较劲

　　曾多次在会议上遇见邓友梅先生。他拄着标志性的拐杖，斜挎一只小包，言必出“老年痴呆症”。话是这么说，可邓友梅给我们的印象仍然是诙谐幽默。

　　曾拜访邓友梅，谈及他连续担任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对茅奖的评价如何，也谈及他对自己的创作评价如何。他说，最满意的作品还没写出来，如果有来生一定多写好的。当年投笔从戎二十余年，他重新拿起笔时，曾暗下决心活到老学到老，勤学苦练紧跟风尚。可是，现在活到老了，却没能学到老。

　　正为自己赶不上新潮苦恼，忽然发现到了古稀之年，“可以进入被翻过去的一页，没人跟你较劲了！”或者就在窃喜之间，时光又倏地过去十年，八十六岁的邓友梅先生或许早就熬到“身外无累，心中无事”的境界。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