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一度，人们在说起楼兰时，脑海里大概浮现出这样的景致。中华文明几千载，关于楼兰的记录，从汉代以来史不绝书，它出现在“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唐诗里，出现在“要斩楼兰三尺剑”的宋词里，却越来越成为一个神话。因为从魏晋以后，楼兰便难觅踪迹。

　　　直至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域考古中偶然发现了楼兰古城，这个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一千多年的楼兰，才再次回归，并成为国际焦点。1930年代，中国人黄文弼走进楼兰地区，却因罗布泊大水，而未能涉足古城；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侯灿先生有幸深入楼兰，终于成为到达楼兰古城的第一批中国考古学家之一。日前，侯灿先生编著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在写就36年之后得以出版。如今，先生远去了，让我们跟随他的报告，去趟楼兰。

　　走进楼兰

　　在有文字可考的典籍里，楼兰曾经是丝绸之路上贯通东西的绿洲王国，是著名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但在魏晋之后，就真正只是一个神话、一段传说。

　　1900年，斯文·赫定一行在考察罗布荒原时偶然闯入楼兰古城，打破了孔雀河东南16公里处持续千余年的寂静。长着一个高耸鼻子的斯文·赫定，嗅到了这里曾经的繁华。于是，在经过一番认真准备之后，斯文·赫定次年重返楼兰。

　　在楼兰，斯文·赫定不能不说是喜笑颜开，他无拘无束，量长宽、捡铜币，简纸文书上的字他虽然不认识一个，但他知道那上面记载着古楼兰的过往。钱币、石制品、丝织品、简纸文书，斯文·赫定满载而归。

　　此后的英国人斯坦因和日本人橘瑞超也不甘示弱，他们从楼兰带走了他们能找到的宝贝。

　　直到1930年代，中国人黄文弼才有机会进入楼兰地区，他的《罗布淖尔考古记》记录了楼兰王国区域中的土垠遗址，但他还没有深入到楼兰古城。此时，在国际上，楼兰古城故事的讲述者，还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发言权。

　　1979年，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的侯灿先生有望打破这个局面。当年11月底12月初，他顶着严寒，乘汽车顺孔雀河北岸向东南行驶。此后，又徒步横跨干涸的孔雀河床，再穿越崎岖的雅丹地貌，终抵楼兰。这一趟行走，只为来年楼兰考古寻路。

　　那一年，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中日联合拍摄“丝绸之路”电视系列片，其中由敦煌经楼兰至焉耆，荒无人烟的路段由中方单独拍摄。中央电视台便邀请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作，组成考古工作队进入楼兰地区开展调查和发掘工作。

　　幸运之神眷顾了考古专业科班出身的侯灿。1979年11月的新疆，天寒地冻，物质条件和交通条件都相当艰苦。但敏感的职业习惯使侯灿明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和一行人不畏这些困难，万般珍惜这一次楼兰之旅。

　　1980年3月27日，侯灿与新疆考古所的同事吐尔逊、吕国恩和邢开鼎，以及和硕县牧民宾拜，加上人民解放军89800部队负责给养、运输、驼队管理和劳动力提供的20多人，由前一年考察过的路线直接进驻楼兰。4月22日，大队人马完成任务后，从楼兰撤离。

　　细数楼兰

　　司马迁根据张骞的报告撰成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显然，楼兰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城郭之国。公元400年高僧法显西行，途经楼兰，他在《佛国记》里记载，此地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往前的远古历史，无籍可考；东汉以后，史籍也不再见有楼兰的一言半辞。楼兰，从此隐没于历史之中，成为神秘之境。

　　楼兰到底在哪里？发生过什么？当时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一探究竟，侯灿一行与古人“相逢”于孔雀河，寻找楼兰的历史瞬间。

　　东经89°55′22″，北纬40°29′55″，走进楼兰遗址的侯灿一行，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重新核定了楼兰古城的具体位置：孔雀河下游的三角洲南部，罗布泊的西北，西南直距若羌县城220公里，西北直距库尔勒市340公里，北距孔雀河最近点16公里，东距罗布泊岸28公里。在以往出版的斯文·赫定关于楼兰的论著中，也曾记载着当年他们深入楼兰测得的经纬度，而侯灿这一次的测量，更正了以往的多次错误。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考古队在调查发掘过程中十分注意古人用水问题。“一条古水道从城的西北角经三间房官署遗址背后转而伸向城的东南角，基本上成对角线穿城而过。”侯灿在现场发现，由于长年流水，水道褶皱带上还残留着许多小螺壳。而这条水道，侯灿判断系人工开凿，供应当时城中居民的用水。1900年斯文·赫定及其后的斯坦因，对城中的古水道都未有只言片语。

　　细心的侯灿一行在古城及其城郊的房屋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桃核。桃子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桃核的发现，表明古楼兰地区的自然条件很适宜桃树的生长。“这一项发现，也具有空前的意义。”与侯灿一同进入楼兰考古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守春说，在以往到过楼兰的西方人的专著中，同样没有记录这些内容。

　　在孤台墓地，侯灿一行发掘了一座幸存下来的墓葬，出土了令人瞩目的彩绘漆器、五铢铜钱和许多珍贵的丝毛棉织品。“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永昌”等铭文锦，鲜明地呈现出两汉时期的典型特点。出土的丝毛织品，都是研究当时织造工艺的难得标本，也显示了楼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侯灿一行在古城遗址区试掘时还发现，出土的大量文物主要应属于魏晋时期。他根据众多的陶器、木器、漆器、铁器、铜币、玻璃、丝毛棉麻织品、海贝、海蚌以及各色饰珠、金银戒指等物判断，楼兰确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继城市。“对于我们判定这些文物和古城城制最可靠的根据，是城中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纸文书，特别是那些记有绝对年代的文书。”据侯灿统计，那一次他们共发掘65枚简纸文书，其中木简文书63枚，纸文书2枚，有纪年的文书4枚，从泰始二年（266年）到泰始五年（269年）。侯灿根据考释得出结论，西晋司马炎执政时期对楼兰进行过积极的建设，楼兰古城的最后形制应该是完成于那个时期。

　　心伤楼兰

　　1980年4月从楼兰返回之后，侯灿一行就绘图的绘图，整理数据的整理数据，找专家鉴定的找专家鉴定，马不停蹄，分工协作。

　　20多天的考古调查和发掘，2000多天的整理和研究。终于，1987年，“守得云开见月明”，侯灿先生一行的考古报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将《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原稿小心翼翼地寄往北京的出版社。

　　不多久，侯灿先生所在的新疆考古研究所收到了出版社的来信。他相信，“静待花开终有时”。1987年11月9日的那封加盖出版社编辑部公章的挂号信，令侯灿先生大喜过望。“报告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误，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资料和论证，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楼兰的历史。”专业出版社给予这份报告以充分的肯定，并强调“已列入明年的发稿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在新疆工作时，不止一次地亲耳聆听过侯灿先生申明楼兰考古的重要性。“新疆考古对于中国十分重要，而楼兰是国际瞩目的焦点。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作为楼兰的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者，侯灿先生满怀自信。”孟宪实为侯灿先生高兴，也为中国高兴。

　　又是不多久，侯灿先生再次收到出版社的来信。寥寥几个字，给侯灿先生泼去一盆冷水。1988年3月28日的那封依旧加盖出版社公章的信，退稿的意思明确无误：“据了解，文物月刊将在今年七期发布楼兰调查发掘的一组简报，简报包括了现有这本《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主要内容。我社目前纸张紧缺，出版方面有很多困难，鉴于上述情况，原拟出版的楼兰报告专刊实无法承担。因此只有将报告原稿璧还（另函），请查收并恳祈多多见谅。”

　　孟宪实透露，考古工作先发表简报，再发表报告，这是考古行业的惯例。“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只有考古简报发表，考古报告却一拖几十年都没有动静。侯灿先生的工作如此迅速，简报和报告几乎同时完成，完全可以看作是考古学界的奇迹了。”

　　当年7月29日，《文物》月刊第七期，侯灿先生的三篇简报文章《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和《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排在刊物第一组，十分醒目。

　　钟情楼兰

　　楼兰之于侯灿先生，是魂牵梦萦，是朝思暮想。1979年和1980年两次进楼兰，对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他来说，可谓跳出了“纸上谈兵”，犹如士兵亲临了战场。

　　那两次，侯灿作为楼兰考古队西队队长，负责楼兰古城遗址及其周边古墓群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从楼兰返回，他把余生大部分精力用于在楼兰三间房及周边发现的木简纸文书及楼兰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上。

　　1981年至1986年，侯灿结合自己的楼兰考古经历和1900年以来斯文·赫定、斯坦因、黄文弼等人的考察与研究，相继发表了《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楼兰出土糜子、大麦及珍贵的小麦花》《荒漠中的古城——楼兰考古纪实》等专题研究论文和有关考古过程的简介。

　　1987年编著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虽然未能如期顺利出版，但是侯灿先生没有就此懈怠，停滞不前。他深知新疆考古的重要性，更晓得楼兰考古之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意义。此后的若干年，他依旧钟情于楼兰。1999年11月，侯灿费尽心血主编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出版。皇皇40万字、图文并茂的三巨帙，梳理了一个世纪以来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和侯灿一行在楼兰遗址挖获的汉文简纸文书。几百枚木简纸文书，跃然其上的，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屯垦、文化、交通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

　　上世纪90年代末还在新疆师范大学读书的张莉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几年她一直跟随在侯灿先生身边，协助他翻译和整理斯文·赫定、斯坦因、贝格曼等人论著里的重要章节、图片题名和相关注释。“尽可能多地占有研究资料，是先生学术研究路径的一个特点。”张莉说，由于楼兰研究牵涉的国家和学者特别多，侯灿先生多方拜托国际国内学术友人查找、复印相关资料，又托请学术友人和学生翻译，孜孜以求，最后才占有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资料，为楼兰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96年至2004年，侯灿先生又发表了《艾尔迪克发现古楼兰城辨误》《楼兰三说正谬》《楼兰的发现与其正名》《庞贝何能比楼兰》《楼兰发现及其纠葛——楼兰发现百年祭》《楼兰出土张济逞文书与李柏文书再探》等系列研究论文多篇。

　　“其实，在1999年前后，侯灿先生一直在考虑撰写有关楼兰的研究专著，却因各种原因终未完成。这也成为他去世前最为遗憾的事情。”已经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的张莉，最近在整理侯灿先生遗留学术资料时，发现一个文件袋里整整齐齐地装着“《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和“《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提纲”。“两份有着内在关联的写作计划，既能体现侯灿先生有关楼兰研究的学术脉络，又能体现他的治学精神——悠悠赤子心，楼兰未了情。”

　　圆梦楼兰

　　2016年春天，孟宪实接到侯灿先生的一通电话，先生询问《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一书的出版事宜。电话那头，先生语气平缓却隐藏着极度焦虑；听筒这边，孟宪实虽然对专著的出版没有确切把握，但仍尽力给先生肯定的回答。孰料，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

　　“2016年10月，侯灿先生去世一个多月之后，吴美琳老师才打来电话告知。当时我手握电话，全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像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孟宪实的情绪被悔恨塞满，更令他遗憾的是，侯灿先生没能等到《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付梓。

　　在2019年10月出版的《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一书里，读者读到了孟宪实写的一篇怀念侯灿先生的文章。侯灿先生的夫人吴美琳女士也正是看到这篇饱含深情的序言，给孟宪实去了一通电话。“吴老师的电话，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这才是世界该有的样子。”原来，《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一书出版后，吴美琳看到书中孟宪实撰写的《怀念侯灿先生》一文，惊醒了。她搜遍全家的各个角落，终于在一个密封的牛皮纸口袋里找到了整整齐齐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原稿。“得知报告原稿还在，北京大学的朱玉麒教授比我还兴奋。2019年12月17日，风雨交加，我们俩乘车前往上海，从吴美琳老师手里郑重地接收了侯灿先生的遗稿《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

　　拿到书稿的孟宪实和朱玉麒惊讶地发现，他们拿到的手稿是吴美琳老师工工整整的手写稿，上面有侯灿先生的加改，时间定格在1987年3月。“很显然，我们拿到的稿子是从出版社退回后的修改稿，里面多是汉文，也有英文，还加注了斯坦因等人的篇目。”孟宪实无法想象，一边是出版无望，一边还不断地修改，侯灿先生当时怀着怎样的思绪啊。

　　2022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北京大学静园二院里外的桃红柳绿，王守春、荣新江、孟宪实、朱玉麒、沈睿文和张莉等几十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线上线下共祝《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在36年后的春天出版了。

　　在孟宪实看来，这似乎是一个轮回之后的命中注定，具有双重的里程碑意义。“一方面，《楼兰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由侯灿先生晚年执教的新疆师范大学资助出版；另一方面，1930年代两次深入罗布泊地区的黄文弼先生，是出现在这一荒漠中从事考古工作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如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出版，正是中国学者沿着黄文弼的罗布泊之路而进入楼兰遗址核心区考古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本报记者 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