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家吕坤曾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差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里选取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再命散骑侍郎周兴嗣编纂成文，是谓《千字文》。

　　作为中国古代三大童蒙读物中的“高阶读本”，《千字文》格式上四字为一句，内容涵盖天文、地理、社会、历史、人伦道德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对仗工整、音韵和谐、文采斐然，被世人称作“绝妙文章”。

　　它诞生于公元6世纪，却在历史长河中被争相翻译成若干种文字，在各民族中广泛传播。迄今已经发现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满文等多种文字版本的《千字文》。如此众多版本的流行，我们可以想象，《千字文》在中国古代有多火。

　　西夏人摹仿《千字文》

　　1038至1227年，党项人在河西一带建立起西夏政权。李元昊命令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了西夏文，紧接着为了推广新文字，刊布了大量文献，用西夏文大量翻译佛教经典及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还包括学习番汉双语用的《番汉合时掌中珠》。

　　后来，西夏仿照《千字文》编写字书《碎金》，全称《新集碎金置掌文》，将1000个不重复的西夏文编成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联诗，全诗一气呵成，中间没有明显章节，内容丰富，编排方法和叙事列名的顺序明显受《千字文》的影响。

　　1909年，黑水城遗址出土两种《碎金》写本，可惜被俄国探险队劫往圣彼得堡，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999年，敦煌莫高窟出土的《碎金》残片，行楷字体。

　　值得一提的是，西夏文《大藏经》模仿汉文大藏经的“帙号法”(佛经排架的方法)做法，保留了以《千字文》为帙号加以标注的传统，也就是在每10卷经书题目下分别标“天、地、玄、黄”等字。

　　丰富而稚嫩的回鹘译本

　　已知的回鹘文《千字文》残片多达12件，涉及4种抄本文本，分别收藏在柏林、圣彼得堡等地。8至15世纪，回鹘作为游牧民族，主要活跃在漠北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吐鲁番等地，使用回鹘文书写。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瓦解后，部分回鹘部众西迁至吐鲁番盆地，建立起高昌回鹘，他们在这里接触了许多传世汉文典籍，也从汉文翻译了大量佛经。

　　《千字文》在吐鲁番一带流传甚广，当地一座唐墓里便出土过汉文《千字文》，大约是学生习字本。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一件汉文写本残片，尾题中记录着：天禧年十三年岁次辛未，交河一个名叫胜泉都通的回鹘人阅读了《千字文》。

　　鹘本《千字文》译者采用直译、意译、音译相结合的方法，甚至为了方便读者，直接在回鹘文中夹写汉字，尽力还原汉文《千字文》的风采和原意。

　　面对汉语博大精深的语义内涵，译者难免出现失误，如在翻译“微旦孰营”一句时，“微”字古义指“如果没有”，译者却理解成了“小”，这种令人忍俊不禁的错误偶有发生。

　　用藏文字母标音的《千字文》

　　敦煌藏经洞所出的杂写类《千字文》多达140余件，其中有一份别开生面的文献，是在汉字的左侧附上了藏文的读音，学界称之为汉藏对音本《千字文》，反映了藏汉之间在语言文化方面学习和交流的深度。

　　这份残卷从“而益咏”起，止于“徘徊瞻”，存53行，每行13个字，除两行完整外，余均残缺，第2-44行都附记藏文对音。

　　学者推测它是在11世纪初写成的，当时吐蕃人占据陇右和敦煌，上面的注音应当是操藏语的吐蕃民众为了方便诵读汉字，用藏文来记录汉语的发音。如果我们试着将一组藏文对音用字母模拟出来，可以发现“夫唱妇随”读成了“pu qon bu sui”，这恰恰符合唐代西北方音的发音特点，夫妇读成“pu bu”，说明当时当地的古人尚不会发“f”这个音，而是相对应地发成b或者p，这也是“阿房宫”之“房”读如“pang”的原因所在。

　　内容齐整、字体纤长的满文本

　　清代统治者十分崇儒尚道，不仅大量刊印汉文本经史书，还专设翻书房，将汉文典籍译成满文，刻印流传。康熙年间，翰林院的编修尤珍书写了满文本《千字文》。

　　同其他译本相比，此文献的内容相当完整，无汉文对照，字体纤长秀气，颇具美感。其千字不重样的字书意义得以彰显，非常适合用作识字教育，有力推动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民间的传播。

　　满文本《千字文》后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文献《历朝圣贤篆书佰体千字文》开篇中出现。

　　1907年，北京振北石印馆印行了《新译蒙汉千字文》，属于蒙古文、汉文合璧，并用满文标注汉字音，后被收录于《清代蒙古文启蒙读物荟萃(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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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辉，中央民族干部学院民族干部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