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安去世后亲属就要抢东西 追随者保住鲁迅故居
鲁迅先生去世后，鲁迅故居就成了鲁迅留给社会的一份遗产。鲁迅的朋友、翻译家曹靖华曾说:“盖先生为一代圣哲，全民共仰，所遗片纸只字及一切遗物，均为民族至宝，如果被携走，变卖或毁弃，则实为可惜至极，可痛至极！”如今，鲁迅亲自设计的“老虎尾巴”居室、鲁迅作品中提到的后院的两棵枣树以及大量鲁迅遗物，依然在无声地讲述着当年的故事。鲁迅故居能够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与不少热心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当中，就包括当时的《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彭子冈夫妇。去年岁末，徐盈夫妇的女儿徐东女士在西四北六条34号——徐盈一家解放后一直居住的一所小院——向记者讲述了父母的那段经历。
鲁迅先生的追随者
徐盈夫妇都比鲁迅小30岁上下，尽管他们没能像唐、萧红等人那样，幸运地成为鲁迅晚年的朋友，但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都曾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也都是鲁迅先生的敬仰者和追随者。
徐东女士告诉记者，父亲徐盈1932年就参加了以鲁迅为旗帜的北平“左联”。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回北平探亲，曾有著名的“北平五讲”。徐盈的生前好友、“左联”成员汪金丁(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晚年曾忆及这样一件事:1932年11月，他在上海接到徐盈从北平寄来的数张鲁迅在北师大演讲的照片，这也是北平“左联”主持的活动。汪随即把照片交给鲁迅，再经冯雪峰转交给施蛰存，首刊在施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后来遍布于各类介绍鲁迅生平的出版物，成为读者熟悉的鲁迅形象之一。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第四卷)，也收入了其中的一张。1936年，巴金等人起草了旨在“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宣言的初稿曾送给病中的鲁迅过目和修改，鲁迅首先在宣言上签名，随后的63个签名者中，时年24岁的徐盈也名列其中。
徐东的母亲子冈是苏州人。鲁迅去世后，她以上海《妇女生活》杂志记者的身份出席了鲁迅葬礼，并写出在一代青年中产生强烈反响的散文体长篇纪实报道——《伟大的伴送——十·廿一送鲁迅先生安葬》。那一年，子冈不过22岁，是刚进入《妇女生活》不久的见习记者，这也是子冈在邹韬奋鼓励下完成的平生第一篇新闻作品。徐东曾听母亲谈起这篇文章的写作，报道写出后，子冈也没有想到，邹韬奋竟然一字不动地全文照发，这在见习记者的处女作中，恐怕是极其罕见的“待遇”。在这篇报道中，子冈写道:
望着前面的路，人们记起了这是送鲁迅先生去“安息”的，像将要失去什么似地勾起恋念，“路”还远着，要迈过多少阻挠与艰险……记起了鲁迅先生的遗志，肩胛上觉得有个担子压上来。大家不自觉地把手臂挽得更紧，失了父母的孩子不是会更亲热的吗？
人们臂上的黑纱在奔跑中时常掉下来，来不及捡拾；花圈上的花朵也在摩挤中擦落，女孩子们珍惜地拾了起来，它在人们心头永远不会萎谢，由殡仪馆到公墓去的一段长路也永远不会被忘怀，它们“永恒”在新的曙光来到以前，人们反抗斗争的精神也是“永恒”。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到，这篇纪实文字，是在鲁迅先生人格、思想感召之下的动了真情的描述，确如子冈自己所说，是“不会被忘怀”的。徐东说，母亲晚年卧病在床时，还时常忆及当时的场面，仿佛为鲁迅先生送葬，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留住鲁迅留下的遗产
徐盈和子冈后来成了《大公报》的同事，并结为夫妻。抗战结束后，他们作为《大公报》记者，一同常驻北平。此时，鲁迅的母亲已经病故，朱安女士也重病缠身，来日无多，故居里还多了外姓住户，八道湾的亲属也一再到故居吵闹，意在夺取鲁迅藏书……如何留住并保存好西三条鲁迅故居及故居中的藏书、器物等大量文物，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1946年年初，许广平写信给徐盈，委托他以记者身份去探访一下西三条的情况。徐东说，当时许广平尚不认识父亲，直接写信给他，委以这样的重托，想必是清楚父亲敬重鲁迅的一贯态度。徐盈赶到鲁迅故居，探访了朱安女士，他后来回忆说:“朱安在病中，瘦小、憔悴、懒得说话。她领我看了看屋里放着的书，基本上安全无恙。”徐盈把看到的情况写信告诉尚在重庆的王冶秋，并请他代达许广平。这是徐盈介入鲁迅故居保护事宜的开端。
不久，鲁迅生前的友人王冶秋也来到北平，他的公开身份是孙连仲的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议长，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王冶秋到北平后，即与同为地下党员的徐盈取得联系，商量“怎么办”才能留住鲁迅故居。徐盈陪王冶秋又去了一趟鲁迅故居，王身着将官服，坐着汽车，摆出一副来头不小的架势。他们同朱安和院内住户见了面。王冶秋观察后老练地认为，这里表面上平静无事，实际上危机四伏，如不马上接管，难免别人先动手。他们商定，借“军方”的“威力”，将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纸盖着大印的蓝色封条贴在了故居的门口，名义是将其列为军队征用的民房。这一招确实奏效了一阵子。
后来，朱安的病情日益加重。徐东说，父母不时到西三条探访，有时给朱安送些生活费，或替许广平代理一些和故居相关的事务。这在朱安、刘清扬、子冈当年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多有体现。如子冈1946年9月18日致许广平信:“日前曾携小梅去周先生故居，为送去二十万元，已嘱老太太收下。”又如朱安1946年11月24日致许广平信:“徐先生找我，曾去电话约时见面，而徐先生则说不必去，他自己于次日即来家，拿走议约去托沈先生……”再如刘清扬1947年6月9日致许广平信:“于4月中旬，我又得大公报徐君电话谓，妹曾有款汇伊代收，曾嘱代为保管，但不必告朱女士，恐其知之，会有不必要之浪费。为此，徐君约与余面商，对此款如何保存。”可见许广平寄给西三条的生活费用，有些也是由徐盈夫妇代为保管的。
1947年6月29日，朱安女士病故，鲁迅故居再一次面临着“怎么办”的危机。朱安去世六天后，住八道湾的亲属就到西三条来吵闹，甚至要动手抢东西，气焰甚为嚣张。此事被南京《新民报》报道后，引起了不少鲁迅故友和热爱鲁迅的读者的担忧。此前，刘清扬预料到朱安一旦离世，鲁迅故居及遗物的存留会出现麻烦，曾多次与徐盈、子冈商量对策，与北平地方法院院长吴昱恒(北平民盟负责人)取得联系，寻求法律保护手段，并写信向许广平征求意见。许广平致函徐盈和吴昱恒，委托他们处理朱安的后事，保管寓中遗物，并将故居房屋“于出殡后锁起，待有家人北上再行处理善后”，还在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各位视我们如手足，推对鲁迅的情作屋乌之爱，任劳任怨，夫复何言，可表寸意？”
面对八道湾来人捣乱及特务可能搜查甚至捣毁故居等严峻情势，徐盈、刘清扬、王冶秋、吴昱恒等人经紧急商讨后，认为利用吴昱恒地方法院院长手里的权力，查封鲁迅故居，来一次“假执行”，以达到保护故居的目的，是当时形势下唯一可行的办法。随后，他们以八道湾抢东西为事由，向地方法院提出申诉，并由法院做出裁决，查封了鲁迅故居，在大门口贴出布告，在院门和屋门贴上封条，室内各种器物上也贴了带“北平地方法院封”字样的封条。王冶秋和刘清扬分别致信许广平通报了情况。事后，徐盈和王冶秋还带着一名摄影师去现场拍了一些被查封后的鲁迅故居的照片。自此，鲁迅故居得以免遭抢掠和破坏，解放后由许广平完整地捐献给国家。至今，鲁迅故居还存有一些贴着封条的器物。
后 语
西四北六条34号在胡同西口，距西三条鲁迅故居仅一箭之遥。解放后，徐盈夫妇在1950年购置了这个小院，一直住到去世。徐东告诉记者，母亲和父亲晚年先后卧病在床数年，其间，香港《大公报》来人探病时，曾提出买下这个院子用做驻京办事处，以改善父母的居住条件，为父亲婉拒。晚年卧病榻上，忆旧往往是一种躲不开的生活方式，想必他们也会回想起在西三条鲁迅故居所经历的种种往事。记者注意到，和这条胡同里许多带车库的大宅门相比，这个院子从里到外都还停留在七八十年代，显得破败、寥落、不起眼，但是，这里住过的两位著名记者，曾经为保护鲁迅故居而一再奔波，这是值得人们知道和记住的。徐东说，父母去世后，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叶淑穗辗转打听到家里的住址，特地来访，就是要看看父母生活的地方。
刘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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