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报告文学与文艺批评似乎患有一种相似的流行病:缺钙。这种病反映在文艺批评上，叫红包批评；反映在报告文学上，叫广告报告。这种流行病导致文艺批评家像过去唱堂会的艺人似的看着主人的脸色行事，甚至于充当廉价的书托，为了“一块牛排出卖巴黎”；在报告文学作家身上的病状是写虚假报告，将一堆牛粪写成鲜花。报告文学和文艺批评还有一点相似，那就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被人发布了讣告，如:文艺批评死了，报告文学死了。

　　这几年，我是在讣告频传之下重归报告文学写作，又在讣告中思考报告文学的责任。我希望这些思考能对处于低谷的文艺批评和报告文学有所帮助。

　　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是报告(或者说新闻)与文学相融合的产物，是“事学”与“人学”、告知与审美相结合的文体。报告文学不仅需要像小说、散文那样具有高超的文学性和创作性，而且更需要有报告意识。

　　比较遗憾的是，随着文学的边缘化，报告文学也边缘化了。报告文学的边缘化，不是读者拒绝这种文体，而是写作者的自我流放。读者对报告文学的不满意，也就是对写作者的报告不满意。我认为，读者不想读的新闻不是真正的新闻，读者不想知道的报告是没有意义的报告。当报告文学的报告游离于读者关注点，那么自然就边缘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多数写作者知道读者想读的是什么样的报告，可是他们不想再像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和写作了，不再忧国忧民了，不情愿再冒风险了，不愿意再承担责任了。他们不再“深切地关注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了，他们开始关心自己了，关心如何使自己的写作和文字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他们将手里的枪(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拿过枪)变成喇叭和锣鼓，待价而吹打，趋利和媚俗就不可避免了。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让人不屑和厌恶的广告文学、马屁文学和谎言文学。

　　当今可谓盛世，无论经济的发展速度，综合国力的提高，还是科学技术的前进步伐，都远远超过以往；不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阴影会变得浓重，还有一点也超过历史的新高，那就是腐败。腐败像摄取了丰富养分的癌细胞，在增长着，扩散着。于是，除了官员腐败之外，还有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这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视角，忧国忧民的目光。报告文学写作者往往需要用医生的目光去观察，关注的不是健康的部位，而是不正常的、有病变的地方。

　　报告文学已是我的战壕。两年来，通过对陈晓兰的采访，让我意识到，良知比才能更重要，胆识比知识更重要。不管是医疗腐败还是其他行业的腐败，我们都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报告文学写作者就应该站出来，跟腐败作战。

　　作家不仅要学会负责任，也要学会追究责任。这是提高社会免疫功能的手段之一。

　　朱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