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发展，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创作似乎有开始出现疲态的迹象，一些曾经热衷于现代派或后现代创作实验的作家们现在正在向传统的叙事手法回归，转而致力于构造一个精致耐读的生活故事。

　　●回归故事，回归情节，当代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的这个迹象也许也能对我们中国的文学创作家们提供某种启示吧。

　　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暨翻译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著有《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等。

　　本文所说的中国翻译文学，主要指的是中国的文学翻译家们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自2001年起我每年都为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主编一本“翻译文学卷”，至今已经编辑了8本。这也就逼着我每年都要比较仔细、比较全面地阅读当年发表的翻译文学作品。中国翻译文学首先反映的当然是中国对外国文学接受的倾向和特征，与此同时，翻译文学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外国文学的窗口，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示了当代外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尽管这种趋势是局部的，并不全面。

　　阅读2008年中国翻译文学作品，同时也结合此前七年的中国翻译文学作品，我得到一个粗浅的印象是: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发展，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创作似乎有开始出现疲态的迹象，一些曾经热衷于现代派或后现代创作实验的作家们现在正在向传统的叙事手法回归，转而致力于构造一个精致耐读的生活故事。我们可以西班牙当代作家胡安·何塞·米利亚斯及其小说《劳拉与胡里奥》(《世界文学》第3期)为例，正如该小说译者周钦所言，作为“68年一代”的代表人物，米利亚斯的变色龙似的创作手法，他的生活流写作、无主题写作、元小说写作等等，曾经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然而，“时隔近二十年，我们在其新作《劳拉与胡里奥》里看到了米利亚斯明显从理论走向了故事，从追求理论探讨(或演绎)的实验到对故事情节的重视。”确实，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当今小说已经难得一见的丰富、曲折、而又动人的情节。小说悬念不断，高潮迭起，同时又极富时代特征: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和婚外恋都与因特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当今网络时代的电子邮件在这幕极具讽刺意味和戏剧效果的悲喜剧里也扮演着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角色。米利亚斯的同胞西班牙女作家罗莎·蒙特罗在评价米利亚斯创作风格的转变时所说的一句话显然也发人深省:“回到情节，回到小说本身，回到讲故事的乐趣。”

　　现代派与后现代当然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2008年的中国翻译文学中我们也读到了美国作家尤金迪斯的小说《逼真的记忆》(《外国文学》第4期)和英国作家拜厄特的小说《流浪女》(《译林》第6期)，两者都致力于展示当代社会中人所面临的无奈、荒诞、残酷和虚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即使是后现代派的小说家，他们也在努力地将传统与现代熔为一炉，从而制造一个结构紧凑，情节流畅的故事。我们从拜厄特的作品中即可看出此种努力:《流浪女》这篇小说篇幅不长，仅两千余字，但通过对一位高级白领太太在国外大商场的离奇遭遇，还是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代美国作家卡佛的创作与拜厄特的努力可谓异曲同工。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他的短篇小说《软座包厢》(《上海文学》2008年第5期)。

　　2008年中国翻译文学中另一篇非常好看的作品是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皮·博尔达日的《剁掉我的左手》(《世界文学》第3期)。一个穷困潦倒的无业人员“我”受其同居女友的怂恿，同时当然也是受高额金钱的诱惑，报名参加了一个名为“追逐真人的游戏”:他得在一个名为“挨宰镇”的一个街区从子夜呆到凌晨五点，同时要接受四个各持一支有两发子弹的步枪的人的追逐。如果他能平安脱险，那他就能得到两万欧元的丰厚回报。游戏开始以后，他马上发觉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无论他躲到何处，逃到哪里，那四个枪手总能找到他。危急之中，他终于醒悟，原来是他的同居女友出卖了他出生时就植入他的左手的生物芯片接收密码，这个芯片里有他的身份、健康卡、银行交易、购物、传输码、连接码、航空及太空旅游、驾驶执照、上网连接等各种信息。认识到这一点，他当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剁掉自己的左手，以抹去他在世上的踪迹。护士小姐帮助他把剁下的左手扔进远处的河中，让那四个枪手误以为他已经溺水而亡，从而放弃追杀。

　　似乎是要印证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印象，2008年中国翻译家也翻译发表了诺贝尔奖得主、著名英国作家莱辛的一篇散文《小小的个人声音》(《世界文学》第2期)。作为一名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小说家，莱辛特别重视文学应负的使命，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家要有担当”。在文中，莱辛大力推崇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认为他们的小说是“十九世纪文学的最高峰”。她认为，“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故事，是散文作品的最高形式，远高于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也远非它们所能比拟。”莱辛经常重读《战争与和平》或《红与黑》，但她在文中也坦然承认，她重读这些书“不是在寻找重温旧书的快乐”，也“不是在寻求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再度肯定”，因为其中有很多她“也不能接受”。她要找的，是“那种温暖、同情、人道和对人民的热爱”，“正是这些品质，照亮了十九世纪文学，使那些小说表现出了对人类自身的信心”。

　　回归故事，回归情节，当代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的这个迹象也许也能对我们中国的文学创作家们提供某种启示吧。

　　谢天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