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许多古村落正在遭受破坏性开发

　　冯骥才：不要再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了

　　“据我所知，江浙一带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村落建筑以及格局已经改了三四遍了：先盖个香港式的建筑，又改成美国式的，又拆了改成西班牙式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本民族风格的村落拆了以后按外国形式盖的。更有甚者，上海郊区出现了英国式的小城镇，城镇中间还有一个丘吉尔的铜像！”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近一年来很担心，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将新农村建成“洋农村”，更有文化保护意识欠缺的官员，将一些有着典型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的古村落，建成商业化的村庄。为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今年两会上冯骥才提出了《关于建议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要通过专家审定的提案》。

　　据了解，目前我国有200多万个自然村，并非所有都是古村落。古村落需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物质文化遗产自成体系，有跟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历史街区，代表性民居建筑，一些公共设施，比如庙宇、桥梁、水井、戏台等大量历史文化遗存，同时，有比较鲜明的地域特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冯骥才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文化的根植所在。一旦古村落被确定为名村名镇，就会产生经济附加值，被资源化、商业化，面临千村一面的危险。在不少已经商业化的古村落，到处是新增加的旅游景点，各种民俗表演、民间歌舞项目繁多，小摊小贩们出售着进入产业化生产的民间手工艺品。

　　“这些有商业卖点的部分被拉到前台，而‘没用的’东西，如少数民族的语言，民间文学、传说、歌谣等都扔在一边”，冯骥才说，这种随便改造文化面貌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古村落文化的整体性。

　　“文化遗产并非不能开发，有的开发是好的，也会给地方经济带来好处。但问题是文化遗产的开发跟地方官员的政绩、开发商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结果对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破坏。”冯骥才认为，古村落开发必须要有规划，上级政府部门必须负责规划审批，承担相应责任。上级政府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可以组成专家组，对规划进行论证，在开发过程中，专家组必须进行监督。同时，政府不能把古村落交给开发商就完事了，当开发商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要请专家组分析解决。

　　冯骥才提出，中国古村落保护可以有四种方式：第一为分区式，比如，丽江束河古镇，原有古村落保持不变，在旁边建设居住生活的新区，这样古村落的原汁原味就保持下来；第二是民居博物馆形式，把分散经典的建筑向一处集中，晋中王家大院就是这种类型；第三为景观形式，比如安徽婺源，其形象并非为了旅游而考虑，而是展示自己的特点，当然也可以作为旅游资源；还有原生态的方式，保持当地原住民的原生态生活，周庄、西塘就是典型代表。

　　比如，安徽婺源的建筑属于徽派文化，“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闺房”，房前有大片的水塘，屋后是蓝色的山，诗情画意，当地人引以为豪。这是婺源县政府部门请建筑师按照当地的建筑风格设计出几种房屋，只是在内部对卫生间等设施加以现代化改造，外形保持徽派风格。如果当地人想盖新房子，必须按照设计好的婺源式建筑来盖，这样的新房从外面看起来与当地文化相一致，保持了历史风格、文化特色的延续。浙江西塘，花了上亿元钱把所有网络、电线全部埋到地下，不但使古村落的设施现代化，更保持了其历史风格。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委员说，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和当前利益，一味追求所谓政绩工程，随意破坏历史文化名城风貌，损毁文物建筑，破坏文物原生环境，侵蚀历史文化遗址，无限制地开发或破坏性地过度使用文物资源，给文物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为提高地方政府官员的文物保护意识，张柏建议，尽快将文化遗产保护课程列入各级行政学院干部培训当中。

　　“以前过分注意经济建设，文化遗产的损失巨大，现在遇到经济危机，又把文化变成经济的工具，继续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可能又进入新的一轮怪圈，产生的危害可能要10年以后才能看到。”冯骥才说。

　　本报记者 文静 任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