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应从“五四”出发

　　王富仁教授是个生活简朴苦研学术的人。他是建国以后第一位文学博士，他曾在6年前被汕头大学以200万元重金聘任引起了教育界的震动。近年，他致力于研究“新国学”，提倡打通古今中外，将中国学术研究作为一个学术整体的理念，也引起了众议。

　　在讲座后，记者采访了王富仁，他用生动的语言讲“五四”、讲鲁迅、讲新国学。在他看来，“五四”对现代的最大启示就是对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的追求，现代中国应从“五四”出发。

　　关于新文化：三个派系共存发展

　　晶报：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自身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三个派系：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文化，还有完全不同于上述两个派系的以周氏兄弟所代表的文化。这三个派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有怎样的不同？是否有主次阶段？

　　现代中国应从“五四”出发

　　王富仁：是的，首先是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继续走革命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救中国之路。而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肩负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权利。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提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走进了书斋，潜心于中国文化研究，他们构建起来了中国的学术系统。而以鲁迅为代表的派系则是站在人生高度上思考人生，做人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是他终生所追求的。鲁迅既是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又是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家，他用文学来疗救中国社会。

　　三个派系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它们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学院派风气正盛的时候，就会是重理性方法而轻人文素养。鲁迅的局限性在于自身的身份，他是个文学家，没有政治家的权力，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自己是“革不了命”的，“我怎么忍心把人打死或叫人去打死人，他后面还有一家子呢”。这三个派别需要的是互补共存发展，缺少其中哪一派都不行。

　　关于鲁迅：终生追求独立的人格尊严

　　晶报：您提出“回到人间鲁迅”的主张。但是在大众的解读中，人们会用现代的观念来解读鲁迅。比如有人会认为阿Q并不懦弱，他很乐观；孔乙己成为了现代文化的时尚符号等等。这些是不是误读？

　　王富仁：是的。社会文化有形无形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社会的价值观念随之发生变化。有些小年青会认为：阿Q活得比鲁迅还轻松。阿Q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独立意识的人，他安于平庸。将要被杀了他还没有意识，找不到自己的尊严。他既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而是麻木不仁。人活着是必须有独立的思想，就是鲁迅所说的“立人”。

　　在新文化运动伊始，鲁迅写就的《狂人日记》这样描述说：“中国古代文化史里满本上写着‘仁义道德’，我看了半夜，才在字缝当中看出两个字：‘吃人’。”他认为，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吃掉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鲁迅所提出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鲁迅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鲁迅作为精神的象征、精神的符号，给我们树立了新的“人”的形象。

　　晶报：现在我们来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在

　　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

　　王富仁：当今社会，我们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人”的问题，正是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思想和意识的人的问题。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怎么值得我们学习，我就在课堂上举李大钊的例子。李大钊当时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月薪360块现大洋，而他只需用6块大洋就能养家糊口，这说明了他的生活是可以过得很安逸的，但他还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直至被杀也不悔，这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的体现。

　　文化的禁锢导致整个文化的衰落。知识分子想成名，就要站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知道自己现在扮演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假若连自己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不知道，在别人眼里，我们就显得有些滑稽了。鲁迅说过一句话非常重要，“其实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更留情面”。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我们在思考历史的问题时必须伴随着对自我的反思。

　　关于儒学：在“五四”新传统上发挥作用

    晶报：您说到，现代中国从“五四”出发，而不是从孔子出发。如何理解这句话？

　　王富仁：这并不是否定孔子。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体系，孔子在中华文化的存在、语言发展等方面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是个圣人。但是从“五四”出发是现代社会的要求。我们应该在坚持发展五四新的传统基础之上，来吸收孔子的丰富思想，来充实我们自己。

　　孔子所提出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依据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来区分的。在政治关系中忠于皇帝的，在家庭中孝为大。这些说法都有合理性。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结构模式，面临的不是一个小家庭内部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很庞大复杂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还让我们像对待皇帝一样对待上级，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公司经理，我们老百姓就难了。所以，应该把儒家文化纳入现代文化中去发挥它的作用。

　　晶报：记得在一次讲座中，您把孔子与鲁迅进行对比来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孔子与鲁迅之间有共同点吗？

　　王富仁：他们关心的都是“人”。孔子培养人，提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的观点。鲁迅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正是关心个体在这个社会中怎样生活得独立、生活得自由、生活得幸福的问题。那么，鲁迅为何还会反对孔子呢？这正像爱因斯坦会去质疑牛顿的物理学观点一样，他们不是反叛，而是更相通，是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新国学”：倡导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念

　　晶报：您倡导“新国学”，提出中西文化合并成一个独立的中华文化整体概念。无论是研究李白，还是贾平凹，甚至是研究莎士比亚，都属于新国学。这是否可以理解成一种研究的方法？

　　王富仁：学界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把五四以后的文化不包括在国学当中。那么，北岛、艾青不是国学，那是什么学呢？因此，我们主张的是国学的范围应该扩大。

　　“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因为“新国学”倡导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念，说胡适很行，同样也不否认鲁迅的伟大，各种文化的对立不要看得那么重，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多数学术都是压制别人的，先把别人压低再把自己抬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弊病之一。而“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新国学”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一个人既可以喜欢陶渊明、李白，也可以喜欢鲁迅、沈从文，承认各个学科的价值，有助于我们吸收丰富的知识，同时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多方面的文化潜力。

　　晶报：“新国学”正是“五四”中“平等”概念的体现吧？

　　王富仁：是的。过去是简单地否定古代文化，现在是又变成是简单地否定现代文化。然而，平等意识才能是正常学术的规范。无论研究什么，首先是平等的，学术的争论也有平等的意识和规范。这样才可能形成活的学术整体。

　　晶报记者 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