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作《雷雨》四十七年“两部半”

　　主讲人：梁秉堃(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人艺编剧)

　　地点：涵芬楼书店

　　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我们人艺所谓的“郭、老、曹”剧院，主要是指我们演的戏剧是郭沫若、老舍、曹禺写的。因为各种原因，老舍、曹禺的戏多一点。我就想通过两个戏和若干故事来介绍一下北京人艺，介绍一下这两位剧作家。

　　曹禺床底下全是草稿

　　先说两个戏，按我的观点，一百年来称得上经典的并不是太多。其中突出的是，前五十年出了一部经典戏剧《雷雨》，曹禺写的；后五十年出了一部经典戏剧《茶馆》，老舍写的。我这人说话比较直，眼下大师太多，但假冒伪劣的也多。于是之是个很好的人，而且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他曾经说过：“满大街都是大师也是很可怕的事。”因为他一生都不承认自己是大师。

　　我觉得咱们现在所谓的精品太多了，而这些精品首先没有科学界定，什么是界定啊？一个是《茶馆》，一个是《雷雨》。我认为，精品不是任何人随意确定的，是历史定的，观众和读者定的。《红楼梦》大概谁都不敢说不是精品，反正我到现在，无论我看了多少次，每次我都有新的收获、新的感悟。大体说，大师应该是在他的作品上，无论是审美内容和审美形式，都能有着开宗立派的巨大成就。

　　《茶馆》与《雷雨》一个是经得住观众的考验，一个是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给大家说一下《茶馆》的来历，《茶馆》是歪打正着，我这个老舍老师开始没想到写《茶馆》。刚从美国回来时热情极高，写了一个剧本没有被采纳。是总导演焦菊隐和曹禺提出来让老舍专门写《茶馆》，他开始还不太情愿，但最后写出来精品。而现在不少电视剧，还没有开机就说是力作精品。

　　曹禺是23岁写的《雷雨》，他对我说，写了五年的时间，自己的床底下全是草稿。现在有青年作家问我，您怎么写作？我说用电脑敲，他说我问写作的程序。我说程序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他说我们不是，我们是玩儿累了才写。我说，我是写累了才玩儿。我从未听说哪个名作是玩儿出来的。我认为，人生成功需要三大要素，第一是天资，第二是勤奋，第三是基因。

　　巴金流泪看“雷雨”

　　《雷雨》是怎么面世的呢？当时曹禺把稿子投给了 “文学季刊”的杂志，这个杂志的编委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其中就有巴金。当时巴金来北京开会，晚上睡觉之前想看东西，就说有没有可以让我翻翻的。恰好《雷雨》在那儿，巴金拿起来一看，就问这是谁写的？靳以说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是写作的新手。巴金看了一夜，后来是流着泪看完的。他说我近来看一部作品从没这么动感情，第二天就说应当发表，而且是一次发表全文。巴金的结论就是：这部戏给我力量。于是，曹禺才在社会上露脸了。咱们推论，巴金要不来开会呢？来开会不想看书呢？看书没看《雷雨》呢？几个因素都可以促使巴金不看这书，中国就少了一位大剧作家。最后他们成了忘年之交。

　　有一次巴金写信，说他感觉各方面都不行了。让我眼睛一亮的是这句话——“如果我死了把痛苦留给你”。他们都写真话，后死的实际比先死的痛苦。古人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我不认为是错的。我就觉得人要是不感受痛苦，大概写不出好东西。我写了一本关于我老师的书，题目叫《苦闷的灵魂》。我老师自己说的，他从小就苦闷。当然后来领导把书名改了，他说这么大戏剧家还苦闷？后来出版商耍个滑头，叫《在曹禺身边》。《苦闷的灵魂》起码还有悬念，谁苦闷？怎么苦闷？苦闷到什么程度？读者必然要看这书。但是为了出书就答应了这个书名。后来出版商出了一招，咱们出一个书带，书带上写着《苦闷的灵魂》，所以读者第一眼看见的还是《苦闷的灵魂》。台湾一位女作家，我觉得她写得很好：劝大家常想一二，我觉得这个用词很好。因为不如意事有八九，另外的一二，既不能不想，也不能天天想，她用常想。

　　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叫《最后的最后》就写曹禺，副标题是《与在天堂的曹禺老师对话》。对话的内容是什么？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他从23岁开始到33岁，十年写了七部戏，《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等。我估算了一下，其中四部到五部的戏是可以传世的。他39岁时新中国成立，后边四十七年写了两部半戏，一部《明朗的天》，写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部是《胆剑篇》。还有一个《王昭君》。为什么说两部半？因为《胆剑篇》不是他一个人写的，还有两位作家参加写作，是这么两部半。前面的七部作品才用十年的时间，后面四十七年写了两部半。然后我给他写了几句话，因为我太熟悉他了，估计这几句话还是有依据的。我说，您能接受我这笔账吗？就是您一生的创作账？他说，你算得很真实。我觉得他会这么说。因为从创作情况来看，他后半生远远不如前半生。老舍是另一种典型，解放以后写的东西很多，但真正留下来的很少，《茶馆》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如果改了就全乱了

　　当时，曹禺的思想状态是什么呢？他不是要写新剧本，而是要改《雷雨》！他要怎么改呢？这个《雷雨》在当时已经成为经典了，但是他认为得改。他说，我要放在工农兵的放大镜下看看《雷雨》，这跟工农兵根本就不搭界。他就想拿《雷雨》开刀，他的原词是进行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首先把鲁妈改成敢于反抗压迫，具有斗争精神的妇女。其次，把全集的结尾改成：周萍作为资产阶级大少爷，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不必自杀，这是什么逻辑？还有一个，四凤是受压迫的年轻女子，很值得同情，更是不必寻短见。当时这个理念就是这样的，曹禺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写这个《雷雨》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角度。《雷雨》这部戏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在演。七十多年了，据我所知，中国的话剧到这份儿上的没有。中国人不知道《雷雨》的大概很少，而且有的能背下《雷雨》的台词，周恩来就是一个例子，他看了人艺演的有七八遍，很熟知。周恩来说，我是支持《雷雨》这部戏的人。认为根本不应该改，说这个戏反映那个时候作家的思想感情，一改就全乱了。要不是他说话，这个《雷雨》就改了。周恩来对戏熟悉到什么程度？里头有一句著名台词，就是大少爷打了鲁大海，中间是鲁妈劝解，鲁妈有两句词，一个是“你萍……凭什么打人？”到这儿改词了，实际她要说“你是萍儿”。周萍问她一句“你是什么人？”鲁妈应该说“我是你的妈”，结果改成文理不通的词，说“我是你……要打的那个人的妈”。但是这句话，我认为简单地遵从文理通顺是不行的。在当时思想感情上这句话是最恰当不过，是不能改的。演的时候，演员有口误，周恩来看完戏后说，好的台词是不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