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孤儿》:难逃严惩的小偷

　　郭建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塑造了一些伦敦的小偷形象。形象最为恶劣的就是费根。这个老贼控制着一些十几岁的孩子，教唆、指挥他们去街上行窃，自己坐地分赃，不承担风险。他在盗贼行当里也是耍弄阴谋，不惜出卖、谋害同伙，直到最后被判处死刑。这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形象后来成为英文中教唆犯的同义词。费根最后是上了绞架的。另一个凶残的窃贼赛克斯，在逃跑过程中被挂在了绳索上，依然是个绞死的下场。机灵的小偷“逮不着”，因偷窃一个鼻烟壶而“失风”，被法院判刑，终身流放。即使是伸手援助主人公奥利弗的女贼南茜，作者也没有给她安排一个好一点的结局，而是让她被自己的情人赛克斯活活打死。而对于主人公奥利弗·退斯特，作者则百般进行保护，即使误入贼窝，依然小心翼翼地不让他沾染到一点盗窃行为。

　　仔细分析一下，在欧洲的文学名作中，窃贼的形象几乎都是罪大恶极的。比如文艺复兴时代最具有反叛精神的文学作品，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总共讲了100个故事，以道学家的眼光来看，其中倒有一大半是在“诲淫”，“诲盗”的则一个也没有。书中出现的角色即使有做窃贼的经历，也都是偶犯误犯，并以痛改前非、终获善报而告终。

　　和欧洲这些文学名著描写相反，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窃贼并非是那么可鄙的形象。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策》一书里，就已经提到了出身惯于“狗盗”(钻狗洞进房屋)的门客，为孟尝君逃出秦国立下功劳。明末作家凌濛初的短篇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1632年刻版发行)卷三十九“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里，着力描写了两个窃贼形象。一个是南宋临安城里的“剧盗”，绰号“我来也”，入室盗窃后总留下这三个大字，由此得名。他即使入了牢房，居然还有本事将自己撇个清白，昂然出狱。另一个是明朝嘉靖年间苏州的“神偷”，绰号“懒龙”，入人家行窃后，爱在墙上画上一枝梅花，所以又号“一枝梅”。作者竭力描写了“懒龙”仗义，“似这等人，也算做穿窬小人中大侠了，反比得那面是背非、临财苟义、见利忘义一班峨冠博带的不同”。

　　从中西法律传统来看，对盗窃罪的处罚也是截然不同。据说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的“德拉古立法”，行窃都要处死。后来雅典的法律允许主人可以当场杀死窃贼，事后则可以索取物品价值两倍的赔偿。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十二表法》(公布于公元前451年)里，也允许杀死夜盗的窃贼，白天抓获的窃贼处以笞刑后任由主人处理。在中世纪欧洲各个信奉基督教的王国逐步建立起来后，基督教“十诫”第八诫“不得偷盗”就成为法律原则。绝大多数国家对于盗窃行为都采用最严厉的死刑———绞刑。事实上，直到19世纪初，也就是《雾都孤儿》出版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在英国窃取的财物价值只要超过了一个先令(合1/20英镑)，就要被判处绞刑。

　　相反，中国古代的法律没有这般严酷。传说战国时主持魏国变法的法家李悝在撰写《法经》时，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可是在后来据说是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的秦国法律里，一般的盗窃并没有被定为死罪，都是采用处残害刑并强迫服劳役的处罚。以后历代法典，对盗窃罪都没有规定死罪，盗赃至多，只是杖一百流三千里。清朝条例规定，盗窃赃值超过120两白银的，处“绞监候”(关押等待秋天举行的朝廷会审最终决定是否执行绞刑)。

　　因为贫穷而染上小偷小摸习气，在中国传统观念上经常是被容忍的，所谓“人穷志短”。而欧洲中世纪国家，则因为基督教的戒律，将窃贼视为公然违背上帝戒条的恶棍。窃贼得罪的不仅是失主，更重要的是得罪了上帝，不但必须要被以最重的刑罚严惩(绞刑是欧洲最重的死刑种类)，也必须被社会抛弃。即使是因贫而盗，也是绝对不可原谅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