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与新青年

　　如果你将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涟漪就会从此中心向远处扩展开去，在五朝京都的千年古城北京……维新的浪潮已经消退成为历史。在这平静的古都里，只剩下一些贝壳，作为命运兴衰的见证者。

　　代理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比拟那个时代来而又去的文化风潮。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老北京实际上成了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心，这里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全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杰出的精英文化名流。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在近世中国最动荡最尴尬的时代，他们偏偏重演了一出先秦百家争鸣的繁花似锦。

　　光绪皇帝在1898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便是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正如蒋梦麟所言，维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而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凭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结集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在那样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天下未重新定于一，正是一个无政府、无组织、无秩序、自由创造的时代。延续了几千年的集权专制解体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知识分子再也不像清朝知识分子那样如履如临，把一生的精力贯注于考据文章。他们激昂慷慨，发扬蹈厉，人格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张，一个“新文化运动”已经呼之欲出了。

　　岁月易逝，八十年弹指已过，当年健者，如今俱往矣。然而我们忘不了那些开风气之先者，比如蔡元培，他“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冯友兰语)，其功不可谓不巨。

　　蔡元培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二十八岁成为翰林院编修，用中国过去的一首诗来讲，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功名富贵已是囊中之物。然而当时正值戊戌之际，在他看来，以中国之大，积弊之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要想靠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不可能把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康党之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现势绌。”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下，他告别官场，回到南方，致力于办教育，以后他更进一步在德国柏林、莱比锡等地学习、研究。

　　在德留学多年，又有在其他欧洲国家学习研究的经历。蔡元培吸收了西方现代大学精神，一种完全开放的、向世界看齐的眼光开始成熟。他最佩服的人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洪堡是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奠定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的教育原则，对蔡元培影响很大。

　　三十六岁以后，蔡元培看到清朝已不可救药，决意参加革命，他在上海一边办学、办报、办刊物，一边以翰林的身份学习造炸弹、参加暗杀团。由于蔡元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他先后被推为第一任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主盟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拉开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序幕。这一项中国几千年政治史上极其普通的任命，同时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举动，它牵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的脚步。蔡元培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就职演讲：“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他要把北大办成了学术自由的摇篮、百花齐放的园地。他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就是有名的八个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请人，他聘请了像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学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请了李四光、翁文灏等科学家)；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这些人。

　　于是，北大校园里有保守派、有维新派亦有激进派，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在蔡元培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

　　说起北大的学术自由，张竞生应当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此人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大力倡导节制生育(类似于今日的计划生育)，但因“不合国情”而未获重视。不过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称赞。在北大哲学系，他一连任教五年(1921—1926)，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周作人对《美的人生观》评价相当高：“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可以看出，这与蔡元培倡议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质的思想颇为暗合。

　　张竞生将自己的学说统称之为“美的学说”，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主张学习美国的经济组织法和日本的军国民组织法，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臻于富裕之境”，“进为强盛之邦”。他还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著名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观点亦颇为新颖超前。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等都很有兴趣地参与了这场争论。无论反对还是支持，总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慨叹的是当时风气的开放，与我们头脑中预先的设想实在是相去甚远，也可见那时的大学和社会，学术研究是很少有禁区的。此外，张竞生还曾担任过“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于1926年5月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

　　北大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专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课，在别的学校绝不会开的，例如梵文，例如佛学。有学生回忆说：“北大经常用最重的待遇礼聘这种绝学的学者，一年只开一门课，每星期讲一两点钟，而这种课常常只有一个人听。这在经济的算盘上讲，也许是不划算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啊，这里再不养这种专家，则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也许就绝种了。”(摘自《过去的大学》)

　　北大在蔡元培任上就有了学生自治，这个传统也是开创性的。蔡元培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了新潮社，许德珩和其他学生组织了国民社，还有比如毛泽东在北大参加过的新闻研究会等等。这些社团除开展一些活动之外，还举行其他一些文化活动，比如出书、办各种刊物等，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他鼓励学生们藉其所参加的社团来互相砥砺，让北大校园从此呈现一种争奇斗艳、各抒所见的风气和面貌。

　　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次年，他又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蔡元培在大学的领导体制上亦有不凡创新。他在北大推行教授治校，即由教授自己来管理学校，这在当时中国自然是史无前例的。北大在他的授意下成立了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个评议会的成员，大多是学校里的教授，这些成员亦是由教授自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年满可以连选连任。各系的教授会也是这种情况，全部由选举产生，教授之间互选产生一名主任。这样，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全部是由教授会、评议会来决定，校长说了不算，只起后勤保障作用，为教授们服务。

　　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里这样写道：“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对思想自由的捍卫之苦心可见一斑。梁漱溟曾说：“核论蔡先生一生，没有什么其它成就，既不以某一种学问见长，亦无一桩事功表现”，“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蔡元培的个人品德亦无可挑剔。1912年，他和李石曾等人曾经发起过一个“进德会”，定下三条基本戒条：不赌、不嫖、不娶妾；五条可以选认的戒条：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他到北大后，也提倡进德会的这些戒条，吸引了不少老师、学生参加，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他把进德会会员分几个等级，自己列名为乙种：除了做到不赌、不嫖、不娶妾，还做到不做官、不做议员两条。戒酒、戒肉、戒烟他不能完全做到。全部八条都能做到的是甲种。追念斯人，总会让我们想起一首令人惘然的小诗：

　　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魅力不减，风神依旧；因为，自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

　　——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