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感受“新时代的先声”

　　——“五四”前夕走访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刘仰东

　　经过十个月的闭馆“复原”工程，北大红楼一层(北京大学图书馆旧址，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重现五四时期的风貌，并于近日对观众开放。同时，主题为“新时代的先声”的展览也在纪念馆南墙内的平房开展。4月23日上午，记者走进红楼，犹如置身于90年前的北大，置身于五四运动的先驱者正在工作、求索和读书的环境中。纪念馆业务部主任陈翔对每一处复原的旧址都做了细致和生动的介绍，他告诉记者，房间门口蓝底白字竖写形式的搪瓷门牌，如“图书馆主任室”、“第十四书库”、“第二阅览室”等等，也是经考证后依原样复制的。

　　北大红楼

　　红楼建成于1918年。北大校友、已故著名学者邓云乡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的情形:“说起老北大，人们自然想起沙滩红楼，说起红楼，人们又自然想起沙滩北大，在北京，红楼几乎成了北大的代名词。”

　　红楼是一座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凹字形建筑，如今旧貌依然。五四时期的北大红楼，地下室是印刷厂，一层是图书馆，楼上是校部办公室和教室。在西式楼房还很不多见的北京，当年这座红砖建筑颇为扎眼，很有“雄视一方”之势。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是蔡元培，他所领导的学校，已是引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同样有“雄视一方”之势。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有《新青年》“四大台柱”之称的胡适、刘半农、钱玄同，以及当时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徐志摩、邓中夏、朱自清等等，这些当时和后来的风云人物，都曾出入红楼，在这里留下过足迹。

　　1925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之邀写了《我观北大》一文，对“五四”以来的北大，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三个办公室的主人

　　“五四”前后，红楼一层是北大图书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此办公。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办公室及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的教室都在二楼。陈翔说，目前二层仍由其他单位使用，无法复原旧址。此次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重新开展，利用一楼的书库旧址辟出蔡元培、陈独秀两个展厅，只好把他们的办公室移至一楼。

　　图书馆主任室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套间，位于一楼东头南侧，外屋会客，里屋办公。李大钊于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此期间，他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把一个旧式藏书楼转化为现代大学图书馆，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同时，李大钊开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之路，《庶民的胜利》等名作，就是在这里写出的。甚至可以说，这间办公室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策源地。1920年3月，他在这里同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讨论了建党问题，并介绍维金斯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从此拉开了建党的序幕。当年10月，也是在这间办公室，李大钊与张国焘、张申府等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李大钊虽身为名教授，但办公室朴素无华，很贴近主人谦和质朴勤恳的形象，据说当年红楼的不少师生都喜欢到这里和主人聊天，并给这两间斗室起了个雅号——饱无堂。

　　1917年，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请，从上海来到北京，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前两年，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率先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振聋发聩的反封建口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一起迁到北京后，迅速形成一个以北大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骨干力量的编辑阵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陈独秀都功不可没，他本人也在《新青年》上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1918年，他在这间办公室和李大钊、高一涵等共同创办了另一个著名杂志《每周评论》，五四运动期间，从5月4日到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33篇《随感录》，陈独秀展厅悬挂着其中的一段: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月11日，他因亲自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他和李大钊共同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而遭军警逮捕，正所谓“出了校门就入监狱”。

　　蔡元培在出任北大校长前，曾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袁世凯上台后不久，他辞职赴欧洲研究学术。1916年，蔡元培被黎元洪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同年11月回国，1917年1月到校就职。对于办学宗旨，蔡元培有过一番自述:“孑民(蔡元培字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万象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

　　在蔡元培时代，北大既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这样的新派人物，又有以复辟派自居的辜鸿铭、曾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刘师培、激烈攻击白话文的林纾等守旧人物；也是在蔡元培时代，北大学生王昆仑的姐姐王兰想进校读书，王昆仑征求蔡元培意见，蔡元培明确表态支持，王兰因而成为第一个北大女生。从这些现象和事例中，不难推断，北大所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与蔡元培开明的“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不无直接关系。五四运动爆发后，大批爱国学生遭到逮捕，后北洋政府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学生归来的当天，蔡元培亲率全体北大师生员工在红楼前迎接，并发表讲话，倍加慰勉。他也因此被北洋政府一度免职，引发了北大学生的一场“挽留蔡校长”运动。

　　蔡元培办公室虽说是“复制品”，但室内陈列的一个小箱子则是蔡元培使用过的原件。陈翔说，这是他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后征集到的第一件文物，捐赠者是他在国家博物馆工作时的同事梁丰的家人。记者和梁丰恰巧是同班同学，随后向梁丰了解到，她的外公与蔡家是亲戚，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在西单背阴胡同她外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留下了一些东西和照片。蔡元培一生清廉，没有自己的房产，于此可见其品德和人格之一斑。多年后，胡适等北大校友曾发起捐款活动，给蔡元培建造一所房屋，作为其70寿辰的贺礼。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中共中央在发给家属的唁电中说:

　　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合作。当此寇深国危之秋，正赖老成硕望，宏济时艰，遽闻溘逝，无任痛惜。

　　第二阅览室和新潮社址

　　第二阅览室在红楼一层西侧，是报刊阅览室，报架上陈列着《大公报》、《民国日报》、《国民公报》等许多当时的报纸。这也是毛泽东工作过的地方。陈翔告诉记者，毛泽东1918年秋天来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每天在这里负责登记新到的报刊及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以上的中外文报纸，每月收入八块银圆。陈翔说，当时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的收入分别为600、300、120银圆。与毛泽东同龄的梁漱溟当时已是北大教授。显然，毛泽东算不上红楼的风云人物，然而，正是这位不起眼的图书馆助理员，后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在红楼工作期间，正值北大思想和学术都非常活跃的岁月，他利用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各种社会思潮，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听过邵飘萍等人的新闻讲座，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忠实读者。毛泽东在探索中，最终放弃了原来所赞同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新潮社社址位于红楼一层东端北侧，面积与一般会议室相仿。1918年底，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胡适为顾问，蔡元培亲自为《新潮》题写刊名，李大钊则提供了这个活动场所。《新潮》以反对封建的旧文化为主要任务，提倡个性解放，鼓吹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刊物。

　　新潮社址的陈列定格于“五四”前夜。四周依墙列着用竹竿挑起的3000多件白底黑字布面标语以及中华民国的五色旗，长条桌上摆着铁皮喇叭、水壶、笔墨纸砚，一张写有“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字样的标语晾于桌上，似乎墨迹未干，一方砚台下面压着罗家伦刚刚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通告疾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呐喊声犹在耳边。驻足新潮社社址前，仿佛身临五四运动的前夜，或者是五四运动的当天，傅斯年、罗家伦等已带着游行队伍走上街头，学生们还会回来……

　　陈翔说，这个场景乃至一些具体细节，都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依据罗家伦等人的回忆复原而成。这也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一种陈列思路，即把展室凝固在某个历史瞬间，营造出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氛围。观众进入红楼，就等于走进了历史，在不大的空间中，能领略五四运动的真情实景，能听到学生们的呐喊声，进而能切身感受到至今光芒不灭的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