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谈“五四运动”:犹如信号惊醒沉睡青年——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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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谈“五四运动”:犹如信号惊醒沉睡青年
2009年05月04日 16: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叶圣陶谈“五四运动”

  梁启超在1925年5月4日《晨报副刊》“五四运动纪念号”发表的《学生的政治运动》一文中说:“五四”这个名词,不惟一般社会渐渐忘记,只怕学生界本身对于他的感情也日淡一日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的。从1920年至1926年的七年间,《晨报副刊》每年的“五四纪念日”或发表“纪念专号”,或发表多篇纪念文章,虽说褒贬不一,但都在营造“纪念”的氛围。到了1927年5月4日“五四八周年”,《晨报副刊》就只发了主编瞿菊农的一篇短文《谈自由》,“作为五四运动的一番纪念”。而所谓的“纪念”,也只是批评“学生运动”,要学生正确理解“自由”的含义,“不要救国适以害国,更不要放纵的侵犯他人的自由。”由于人们的淡忘和民国政府的压制,1930年代“五四运动”一度成了“北大纪念日”,“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圣陶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就显特别可贵,这一章专谈“五四运动”,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九号,出版时间为1928年9月20日。经历了“五四”落潮和1927年的“大变动”,叶圣陶这么真诚、全面、完整地解读“五四”,着实凸显出了他对社会舆论的不屈不从,视野宏阔,见识高远。80多年过去了,叶圣陶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今天读来依然感到格外亲切。

  “五四运动”犹如一声信号,把沉睡着的不清不醒的青年都惊醒了,起来擦着眼睛对自己审察一番。审察的结果,知道自己锢蔽得太深了,畏缩得太甚了,了解得太少了,历练得太浅了……虽然自己批判的字眼不常见于当时的刊物,不常用在大家的口头,但确然有一种自己批判的精神在青年的心胸间流荡着。革新自己吧,振作自己吧,长育自己吧,锻炼自己吧……差不多成为彼此默喻只不过没有喊出来的口号。而“觉悟”这个词儿,也就成为最繁用的了。

  刊物是心与心的航线。当时一般青年感觉心里空虚,需要运载一些东西来容纳进去,于是读刊物;同时又感觉心里饱胀,仿佛有许多意思许多事情要向人家诉说,于是办刊物。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刊物就像春草一般萌生;名称里大概有一个“新”字,也可见一时人心的趋向了。

  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渐渐成为当时流行的观念。对于学术思想,对于风俗习惯,对于政治制度,都要把它们检验一下,重行排列它们的等第;而检验者就是觉悟青年的心。这好像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事,其实不然。一切既已排定了等第,人们就觉得再没什么可疑的,哪是甲等,哪是乙等,一直信奉下去,那倒是非常普通的事。若问甲等的是否真该甲等,乙等的是否非乙等不可,这常在人心经过了一阵震荡之后。明明是向来宝贵的东西,何以按诸实际,竟一点儿也不见稀奇?明明是相传有某种价值的东西,何以生活里撞见了它,竟成为不兑现的支票?疑问越多,震荡越厉害;枝枝节节地讨究太不痛快了,索性完全推翻,把一切重行检验一下吧。这才使既定的等第变更一番。而思想上的这种动态,通常就称为“解放”。

  被重新估定而贬损了价值的,要算往常号称“国粹”的纲常礼教了。大家恍然想,那是蛮性的遗留,无形的桎梏,可以范铸成一个奴隶,一个顺民,一个庸庸碌碌之辈,却根本妨碍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向是让那些东西包围着,犹如鱼在水里,不知道水以外还有什么天地。现在,既已发见了“人”这个东西,赶快把妨碍作“人”的丢开了吧!连带地,常常被用来作为拥护纲常礼教的工具的那些学问,那些书本,也降到了很低的等第。崇圣卫道的老先生们翘起了胡须只是叹气,嘴里嘀咕着“洪水猛兽”等等古典的骂人话,但奈何不得青年们要求解放的精神。

  西洋的学术思想一时成为新的嗜尚。在西洋,疯狂的大战新近停止,人心还在动荡之中,对于本土的思想既然发生了疑问,便换换口味来探究东方思想。而在我们这个国土里,也正不满意本土的思想,也正要换点儿新鲜的口味,那当然光顾到西洋思想了。至于西洋的学术,与其说是西洋的,不如说是世界的更见得妥当;因为它那种逻辑的组织,协同的钻研,是应用科目来区分而不是应用洲别国别来区分的。天文学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人类学又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唯有包孕极繁富,组织欠精密,特别看重师承传授的我国的学问,才加上国名而有“中国学”的名称。称为“中国学”,就是表示这一大堆的学术材料尚未加以整理,尚未归入天文学人类学等等世界的学术里头去的意思。待整理过后,该归入天文学的归入天文学了,该归入人类学的归入人类学了,逐一归清,“中国学”不就等于零么?现在一般青年嗜好西洋学术,可以说是要观大全而不喜欢一偏,要寻系统而不细求枝节。他们想,“中国学”的研讨与整理,自有一班国掌专家在。

  从刊物上,从谈论间,从书铺的流水帐上,都可以看出哲学尤其风行。随着“人”的发见,这是当然的现象。一切根本的根本若不究诘一下,重新估定的评价能保没有虚妄么?万一有虚妄,立足点就此消失;这样的人生岂是觉悟的青年所能堪的?哲学,哲学,他们要你作照彻玄秘,启示究竟的明灯!

  西洋文学也渐渐风行起来。大家购求原本或英文译本来读;也有人用差不多打定了根基的语体文从事翻译,给没有能力读外国文的人读。读文学侧重在思想方面的居多,专作文学研究的比较少。因此,近代的东西特别受欢迎,较古的东西便少有人过问。近代文学里的近代意味与异域情调,满足了青年的求知与嗜新两种欲望。

  在政治方面,那么民治主义,所谓“德谟克拉西”,几乎是一致的理想。名目是“民国”,但实际政治所表现的,不是君师主义,便是宰割主义;从最高的所谓全国中枢以至类乎割据的地方政府,没有不是轮替采用这两种主义,来涂饰外表,榨取实利的。而民治主义所标榜,是权利的平等,是意志的自由;这个“民”字,从理论上讲,又当然包容所有的人在内:这样一种公平正大的主义,在久已厌恶不良政治的人看来,真是值得梦寐求之的东西。

  各派的社会主义也像佳境胜区一样,引起许多青年幽讨的兴趣。但不过是流连瞻仰而已,并没有凭行动来创造一种新境界的野心,争辩冲突的事情也就难得发生。相反两派的主张往往发表在一种刊物上,信念不同的两个人也会是很好的朋友,绝对不闹一次架。

  取一个题目而集会结社的很多,大概不出“共同研究”的范围。其中也有关于行动的,那就是半工半读的同志组合。“劳动”两个字,这时候具有神圣的意义。自己动手洗一件衣服,或者煮一锅饭,好像做了圣贤工夫那样愉快,因为曾经用自己的力量劳动了。从此类推,举起锄头耕一块地,提一桶水泥修建房屋,也是青年乐为的事;只因环境上不方便,真这样做的非常少。

  尊重体力劳动,自己处理一切生活,这近于托尔斯泰一派的思想。同时,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也被收受,作为立身处世的准绳。悲悯与宽容是一副眼镜的两片玻璃,具有这样圣者风度的青年,也不是难得遇见的。

  以上所说的一切,被包在一个共名之内,叫做“新思潮”。统称这种新思潮的体和用,叫做“新文化运动”。“潮”的起点,“运动”的中心,是北京;冲荡开来,散布开来,中部的成都、长沙、上海,南部的广州,也呈显浩荡的壮观,表现活跃的力量。各地青年都往都市里跑,即使有顽强的阻力,也不惜忍受最大的牺牲,务必达到万流归海的目的。他们要在“潮”里头沐浴,要在“运动”中作亲身参加的一员。

  他们前面透露一道光明;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只要向前走去,接近那光明的时期决不远。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样认识了自己的使命,昂藏地向光明走去的人,似乎历史上不曾有过。

  (本文摘自叶圣陶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九号,1928年9月20日出版)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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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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