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反映生活的“官场小说”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坛“大热门”，陆天明、杨少衡、肖仁福等作家可谓此中翘楚。近日，他们分别推出“官场”新作并接受了记者专访。对于“官场小说”走俏的看法，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官场小说’要是没人看，那才好呢！”

　　“官场小说”已成热点

　　不知从何时起，市场上悄然出现了一种以描写官场生涯或政府官员日常工作生活的小说，且以雨后春笋之势迅速增长，各大书店也为此类小说辟出专柜。这类被归为“当代文学”的作品在坊间自有其专用别名，谓之“官场小说”。《驻京办主任》、《省府大院》、《市长秘书》、《党校同学》等小说都是近年来销量和网上点击率不俗的“官场”作品。

　　曾经创作过《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脍炙人口的“官场小说”的著名作家陆天明，创作过《官运》、《位置》的肖仁福以及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杨少衡可谓是“官场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近日，这三位“官场老手”带着各自的新作，齐齐亮相济南全国书博会，为广大热爱“官场小说”的读者签售。

　　陆天明的新作《命运》是一部被评价为“为官者必读，经商者必读，修史者必读”的书。陆天明在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命运就是中国人的命运。”并称这是“举毕生之功力完成的”，在完成这部60万字的作品后，陆天明连续高烧不退，险些虚脱。据介绍，《命运》突破了当代现实题材小说的“规定”，虚构了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但却以真实的城市——深圳去承载当代官场百态。这一写作手法可谓打破了以往“官场小说”的“禁例”，对此，陆天明指出：“中国作家不要因为没有先例就不去做。”

　　肖仁福历时5年创作出了长达三册的《仕途》。对于“官场小说”的定义，他指出，《三国演义》也可以说是“官场小说”，“‘官场小说’不仅仅是编故事，而要写细节，这样才会真实，并通过‘官场小说’的反映，对当前的机制多做思考”。

　　不必刻意回避“官场”现实

　　杨少衡此番带来两部新作，一部讲述党校学生之间情感与生活的小说《党校同学》，另一部为讲述新老乡村干部、展现村官选举的长篇小说《村选》，在日前的首发现场两部作品都受到了读者追捧。但相比而言，题材上，《党校同学》的视角落在了其他“官场小说”没有涉及到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半官场小说”，但更可以说是“全官场小说”，“它讲的是党校同学之间的情谊以及他们日后在工作岗位上互相监督的事”，杨少衡说，“党校是个特殊的地方，所有机关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党校学习才能走上工作岗位。因此，党校是一个集中提高他们知识和能力地方。书里的党校同学们在两年的朝夕相处下，彼此间产生情谊，使得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互相监督。”

　　互相监督是不是同时也意味着有“官官相护”的可能？在写这样的情节时，是否会带有个人情绪的抒发愤懑？对此，杨少衡坦言，官场中“官官相护”的现象确实存在，“这是现实，我们不必去回避它。我的小说中也写到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官场小说’必须要反映现实，但这不是我的主要视角。我想写的还是他们彼此间的监督，并且由此产生的意义。还有例如我写的《村选》，在现实中，各地的村选都很复杂，比如有宗族现象。但我写它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它的不足来完善体制、完善我们的民主训练，使人民的权益得到公平分配”。

　　把“官”当作“人”来写

　　“官场小说”主角自然是“官”。放眼望去，一部“官场小说”里往往“满眼皆官”。既然恰如杨少衡所说，大部分读者并不熟悉官场生涯，那么如何创作“官场小说”才能让读者觉得“亲近”呢？对此，杨少衡明确指出：“我写的是人。”

　　记者好奇《党校同学》这样一部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除了同学之外，是不是还有“党派”的嫌疑？古有党争之斗，这样的官场现象会不会在小说中有所体现？杨少衡告诉记者，党争的现象现今肯定还是存在的，但他依然强调小说的重点不在于此。至于官场中的“党派现象”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杨少衡表示，利弊都是可以权衡的，“消极的一面现实中肯定存在，比如产生利益集团，但‘党派现象’不是‘党争之斗’，我希望在‘官场小说’中所表现的是它的积极意义，写正直的人、写为民做主的清官”。杨少衡还特别指出，“官场小说”不能一味地靠披露内幕来吸引读者，否则的话，“难免会产生消极情绪”。

　　有不少慕名参加签售会的读者也纷纷表示，如果“官场小说”只是一味地抒发不满、愤懑的情绪，他们未必喜欢看，“我们还是希望看到写得比较真实、细腻、客观的‘官场小说’”。对于读者的这番表态，杨少衡说：“大部分读者并不熟悉官场或机关生活，他们只能通过读‘官场小说’来了解，‘官场小说’就应提供给他们一个真实的‘官场’。”

　　“官场老手”希望没读者

　　“官场小说”的势头已越来越好，记者在不少知名网站上都搜索到了专为“官场小说”开辟的页面，页面上的大标题或是“中国仕途小说馆”、“官场小说大全”，或是“官场中人必读的官场小说”。面对走俏的市场，“官场小说”创作者们是否会“乘胜追击”呢？令人意外的是，肖仁福和杨少衡竟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反而希望读“官场小说”的人越来越少。肖仁福指出，“官场小说”自然要对官场有所体现和反映，“有人写‘官场小说’，有人读‘官场小说’，说明官场的体制还需要改善，我们必须抱着改善的想法来写、来读。如果有一天，读‘官场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甚至没有人看它了，那才好！就间接说明官场的体制越来越完善了”。

　　除了小说外，涉及官场的反腐倡廉的影视剧也应运而生，紧接着，影视剧又杀个“回马枪”，不少影视剧本被重新改写成小说，出版上市，谓之“影视小说”。无论是“原小说”也好，“影视小说”也罢，都在书店里被琳琅满目地罗列着，并以触目惊心的封面和书名令不少读者驻足翻阅，而打的所谓“揭露内幕”的旗号更成为销量保证、吸金法宝。对此现象，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小说界》杂志主编魏心宏告诉记者，现在有很多编剧在电视剧还没播出之前就找到出版社，要求把剧本改写成小说出版，但他也斩钉截铁地说道：“成功的案例几乎没有。”

　　他对此进一步解释道：“有些小说很火，改编成电视剧后更火；有些是小说原本不火，由于电视剧的播出才带动了小说的销售量和知名度。但说实话，根据电视剧改写回来的小说能火起来的几乎没有。”

　　【记者手记】

　　“官场小说”

　　不应是政治小说

　　倘若要为“官场小说”追根溯源，风行于晚清的谴责小说纵不是滥觞，也是一大分支。《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甚至清中期的《聊斋志异》都可算作是古典小说版的“官场小说”。写官场而带谴责，要喷薄的自然是洁身自好却遭排挤的愤懑，李伯元、蒲松龄，无一不是这样的郁郁之情。然而，他们手握的到底是一支如椽大笔，既然不能跻身官场，倒不如客观审视官场，即便当时当权者把握着话语权，也可以经由“小说”这样一个“大比喻”，影射客观现象。

　　这说的是“官场小说”作者所该持有的创作态度——冷静、客观，而这样的创作态度又完全取决于创作的出发点——反映现实以纠正偏差。说白了，就是别把个人的不得志怪罪在所谓的“万马齐喑”上，并通过揭露所谓的“内幕”填补心中郁闷的丘壑，而是应该在高屋建瓴地审视过全局后，作出客观的判断，提出客观的纠正方法。打个比方来说，倘若官场是架机器，我们应该对它偶有的错误进行规正，以提醒保证正常的运转。

　　至于把某些“官场小说”上升到“政治小说”的高度，首先不存在此必要，其次，即便声称其为“政治小说”，它的政治性又体现在哪里？无非是在长篇累牍的小说中教读者身在俗世该怎样明哲保身，棱角再分明也早晚被磨平。于是，读者明白了，官场就是个深渊，却仍然有人为了深渊里的名利奋不顾身，即便志在两袖清风，也得建立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前提下——这样的“官场小说”，究竟教会我们的是什么？堪虞矣！

　　“官场小说”也是小说，其存在的本意在于用文学反映现实，然而，渐渐地，我们关注着其中反映的现实，却离它的文学性越来越远。何况，不少“官场小说”以揭露内幕为名，其反映的究竟是“客观现实”还是“个人主观的现实”？在“官场小说”的文坛上，最叫人害怕的便在于此，任由其发展下去，也许会是“文学官场”上的“万马齐喑时代”。新报记者|茅中元|实习生|徐雯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