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式批评不过是评论家们的互相抚摸

　　胡印斌

　　只是，文场的热闹之外，我们却依然感觉到文学批评缺席的丝丝缕缕的寂寞。知人论世的、探幽发微的、切磋琢磨的、公允平和的正常的文学批评，已经很少看到了。而那些经过刻意雕琢高调祭出的“炮轰”，其表露出来的批评姿态，或曰批评身段，更多是一种观点的自我欣赏，最多也不过是评论家之间的互相抚摸。

　　整体形象欠佳的中国作家再度遭遇“炮轰”。这一回，是南京《钟山》杂志社联合南大、南师大等高校六位教授，对当代文坛6位重要作家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张炜、张承志，一一捉对，同时“开炮”，推出6篇“作家创作局限论”并结集《当代文学六国论》出版。据主事者、《钟山》执行主编贾梦玮表白，面对这些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们没有一味叫好，也没有兜圈子，而是批评矛头直指这些作家的创作局限，“方式有点儿犯嫌，用心却是良苦”。(《新华日报》2009年5月14日)

　　且看六教授抛出的炮弹。指贾平凹“试图容纳一些现代意识和审美观念，又无法挣脱沉重的乡土羁绊”；莫言的“笔下，男男女女好像都无法抑制性冲动，都满口污言秽语，表现为一种极为低级趣味的迎合”；王安忆的小说充满了“强迫性的历史遗忘”，很多重大社会运动或历史事件，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肤浅和表面；余华的写作充满了重复，笔下人物显得夸张而扁平；张炜的精神缺陷是整个一代人的精神缺陷；张承志进行现实批判时，往往手持单一的宗教武器，缺乏现代人文精神应有的宽容和多元……

　　说来有趣，中国的作家总是遭到“炮轰”，以至于看过去，他们似乎不再是一个个勤勉的写作者，也不是一颗颗记录时代的“民族良心”，而更像是一座座顽固的堡垒、一滩滩绝望的死水，总是需要批评者猛烈“炮轰”。文学后进者，炮轰之；列国汉学家，炮轰之；高校教授，还是炮轰之。很多时候，这样的“炮轰”更愿意以“五教授”、“十博士”、“六教授”之类的集合概念呈现，仿佛人一多了，那炮的口径就会凭空增大，至少也成为排炮。而“炮轰”之下，堡垒居然变身文学高地，死水也能漾成一江春水。

　　只是，文场的热闹之外，我们却依然感觉到文学批评缺席的丝丝缕缕的寂寞。知人论世的、探幽发微的、切磋琢磨的、公允平和的正常的文学批评，已经很少看到了。而那些经过刻意雕琢高调祭出的“炮轰”，其表露出来的批评姿态，或曰批评身段，更多是一种观点的自我欣赏，最多也不过是评论家之间的互相抚摸，其更在意姿态是否够激烈，身段是否够火辣。似乎，文学批评非得折腾成一群人声势浩大的“炮轰”，才算得上是“用心良苦”。至于这样的批评能否提炼出一些什么价值，反倒并不是最重要的。

　　以上述六教授对六作家的“炮轰”而言，那些意思早有评论家指出过，未见新鲜，算不得什么振聋发聩。姑且列举若干说法如次。北大教授曹文轩曾直言当代作家喜爱写“脏和丑”并以写“脏和丑”为一种“现代性追求”，“现在有那么多的文学作品都刻意地往恶俗方向去，整天捧着屎盆子端详。”(《北京青年周刊》2005年4月26日)批评家吴亮批评张炜《精神的背景》概念的混乱：“仅凭一种井底之蛙式的对外部世界的粗浅个人印象和好恶，肯定不具备谈论当今时代(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全球的)精神背景的能力。”嗣后李锐也加入进来，关于精神背景的争论也成为2005年文坛的一大风波。

　　即或作家自身，对批评家提到的“创作局限”，也有所体察，贾平凹老早就夫子自道：“别以为我是凤凰，梧桐树上不是我的家园，也别以为我是鸡雏，屋角里放一把干草就可以做窝生蛋，我的两不是决定了我的不刺激，也决定了我的不为同聚和类分的尴尬。”(《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的笔记》)

　　批评的姿态既已讨嫌，兼之又“卑之无甚高论”，六教授“炮轰”之泛不起多少涟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便是喜欢看热闹的网民，也对动辄“炮轰”的行为艺术产生了审美疲劳，不愿意跟着冲动了。实际上，这不过是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处境尴尬的又一次体现罢了。要么是红包式的好好批评、推销式的广告批评，要么是求全责备的酷评、逞才使气的炮轰。文学批评独立品格的模糊乃至消失，使得每一次类似的批评实践都有些形迹可疑。如此背景之下，人们对“为什么批评”的关心，远远要多于对“批评了什么”的追问。

　　上世纪三十年代，主持《大公报·文艺》的萧乾坚持一个原则：持论客观，不捧不骂。为了保持评论的独立性，萧乾从不接受出版商赠书，而是自己去书店选购，分头寄给评者。《大公报·文艺》能在当时读者和作家中间产生影响力和公信力，并非虚誉。只是，这种独立的批评姿态后来竟渐渐消失了。有时候，文场像是一个市场，奉行利益交换的原则；有时候，文场更像是一个官场，权力则是通行的准则。“持论客观”成了掩盖偏私之见的标榜，而“不捧不骂”则干脆演变成了“非捧即骂”、“亦捧亦骂”、“先捧后骂”。

　　作家和批评家相互补益的情境一去不返了，两者越来越成为两条道上奔跑的不相干者。作家成名越来越呈现出市场行销的特色，与批评的关联度日渐式微；而批评家一旦丧失了独立评论的地位，也就顺带丧失了批评的合理性。这个时候，即便好事者勉为其难逗弄出来一些花样，其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娱乐性效果也要远远大于建设性，耍猴的人和猴子一道被人家看了热闹，难以挽救文学批评整体性的疲态，更不要说构建什么理论体系了。于是，扰攘热闹中只剩下一地无聊的弹皮，还有徒劳的口水。而文学批评，还是没有。

　　刚刚发布的《中国文情报告：2008-2009》显示，文学评论严重缺席。该报告主编、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认为，文学批评急需改进和调整。有的批评家思想与情绪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一旦面对超出已有经验的新的文学现象，他们要么文不对题，要么失语、缺席，显得力不从心和束手无策。报告对于文学批评缺席的意见，不过是对某种现实的追认而已。“缩小了的文学批评面对着一个放大了的文坛”，自然怪相出够。当然，捧角和炮轰的批评大抵是不作为考察对象的，不然，那才是洋洋大观的景象呢。

　　实际上，文学批评的尴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学术现象，更应该是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我们无法苛责时代，我们只能立足文学批评本身。在市场化时代，在一切屈从于权力的社会氛围中，坚持文学批评的学术操守、学术理性，注定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惟其艰难，方显坚持的价值；惟其艰难，更期待批评家踏实的努力。读者需要有见地的预测、评说、解读，作品也需要专业的引领乃至针砭，批评家就是“作品和读者间的一座好桥梁，一个负责的介绍人”(萧乾语)。一个“好”、一个“负责”，仅凭一通“炮轰”是万难担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