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人仍有不理性、非成熟、爱偏激的“少年”特征

　　——《少年中国》作者姚遥解读“鸟巢一代”

　　实习生 张翠

　　“少年中国”的概念来自梁启超先生100多年前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为什么还要将当今中国称作“少年中国”呢？曾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助理、《少年中国》一书的作者姚遥说：“时至今日，我们很多中国人身上依然体现着不理性、非成熟、爱偏激等‘少年人’的特征；中国的国家建设成就赫然，要实现新的梦想，依然需要推进新的社会变革以促成整个国家和国民的成长与成熟。少年正是一个快速成长的阶段。” 在《少年中国》中，姚遥将中国的“80后”称为“鸟巢一代”。即，那些“爱国心强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中新社评论员许晓青对此加了注解：“‘鸟巢一代’大部分出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他们开放、外向，追求变化的欲望强烈；他们面对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群没有羞涩、胆怯，而是张开怀抱；他们对西方经验与中国传统，同样抱着尊重和宽容的心态”。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曹景行认为，“‘鸟巢一代’的共性就是：他们的多元化。‘鸟巢一代’是中华民族在最正常、最安定和相对比较富裕的环境中出生、成长直至进入社会的一代。也恰恰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正常环境，现在的青年人认为一切都是既定的，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这倒也不是坏事情，或许这是人类一个正常的阶段。他们不会想到‘追求提升’曾被认为是‘有野心’的‘个人主义表现’。他们的认识在这一点上跟老一辈人大不相同。”

　　去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曹景行和他的助手姚遥一同奔赴灾区采访。回想起当时的感受，曹景行说：“我们作为做新闻工作的志愿者，只想能尽可能多地去做报道。人在那个环境当中，一切跟之前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根本来不及有什么‘心情’去体会，也来不及有太多的想法。”

　　“汶川地震改变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姚遥说，“地震发生几个月后，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媒体事务顾问特雷弗·莫里斯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莫里斯年届八旬的父母，对中国及中国领导人始终保留着‘冷战’年代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阵营和苏联极权主义的负面印象。可是，当四川地震发生后，通过电视媒体，他们看到了眼含热泪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中国国务院总理。莫里斯的老妈妈说，‘原来中国的领导人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这样的慨叹固然不可思议，但其实反映出相当一部分的外国人对于真实中国的陌生和误解。”

　　“‘鸟巢一代’到底根据什么来做价值判断？除了现实利益，我觉得背后是公民意识。”曹景行说，“‘我就是一个公民，我按照公民应该做的去做’。就像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和汶川地震后人们所看到的——青年人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去动员，也不求什么回报，但是他们的行动，却起到了真正的主力作用。”他认为，所谓公民意识，是超越‘爱国’这个词的，也包括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一种责任感”。“公民意识是和狭隘、廉价的伪爱国主义对立的。那种乱叫一通的或者是比较激进的所谓爱国主义，在我看来是廉价的‘伪爱国’。”

　　有学者指出，当下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正是个人价值的过度膨胀和经济利益的唯我独尊，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全社会普遍存在的理想缺位和信仰缺失。“很多年轻人，不但自己失去了理想和信仰，甚至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信仰这回事。”姚遥说。

　　在姚遥看来，“鸟巢一代”与其说是对“80后”年轻人的新称谓，不如说是对具有公民素养的新一代中国国民的概括与期许。“今日中国固然问题很多，然而，解决的希望绝不仅仅在于政府、在于国家、在于某些机构，这个责任事实上落在每一个具体的国民身上。”

　　“今天，当个别青年一听到‘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等主流话语，就开始心生逆反与抵触时”，姚遥说，“他们却没有深入思考：在市场化改革多年后，强调平等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与强调自由的现代民主和法制，其实应该成为彼此一致、互为补充的‘信仰共同体’，应该成为中国社会下阶段所不可或缺的‘双轮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