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不可轻言填补空白

　　-雅言

　　顾炎武认为，“著书必前之所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这个标准很对，但要达到也很难。随着时代的进步，学者越发感到“我之所欲言，已出古人口；我之所欲书，已出古人手”。糟糕的是，有的学人自鸣得意的“新创”，其实早已是中外同行的“旧说”。

　　在近期央视《百家讲坛》上，某教授称：两千多年来被冠为“暴君”的商纣王属于历史最为悠久的“冤案”，复有媒体将其誉为“为纣王‘翻案’第一人”，这遭到多个学者的批评，为纣王“翻案”实是“自古就有”，可列举出的人物至少有子贡、孟子和现代的郭沫若。

　　在学术上，要避免自己的成果难以和前人相区别，“扎实”是最起码的要求。所谓“扎实”，用黄侃的话说，就是“扎硬寨，打死仗”。黄侃之所以成为大师，就在于他的治学精研，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读过多遍，其熟习程度至能举其篇、页、行数，十九无差误。他对于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为“杀书头”。“他做工夫的精神，绝不似实用主义者那样为写作一文只翻所需的材料，而不一字一句地读透会通全书的义理。”

　　如果对自己领域的基本著述没有通盘读过或只是囫囵吞枣地翻阅过，偏又喜好著书立说，便很容易弄出让人大跌眼镜的故事。刘心武1996年发表文章，曾将黄庭坚的名句“江湖夜雨十年灯”说成自己梦中得句，引发诸多非议。后来，他在自述中总结了教训：都是浮躁惹的祸。“拿到想读的书，心急火燎，好奇心驱使下，一目十行，匆匆翻页，颇似狼吞，亚赛虎咽。这种囫囵吞枣的读法，往往造成消化不良，储留在记忆里的，多是些碎片式的或模糊不清的印象。”而在写文章时，又习惯于“随手拈出一些往日阅读印象来，或举为例证，或涉笔成趣，有时来不及查书核对，便会马失前蹄，或张冠李戴，或乱点鸳鸯，闹出笑话，引出批评。”

　　好的学者，还对未知领域心存敬畏。“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这一说法，在古代，倒也不是瞎吹。因为那时所说的天下，并不很大，尤其是不包括外国。例如，孔子生活的年代，可供阅读的典籍就很少。根据来新夏的看法，那时节所谓“学富五车”，不过是读过五辆兽力双轮车装的竹简而已，文字量并不大。但今日的情况不大一样。知识、信息快速增长，任何人都绝无可能遍阅天下文献。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学术界的分工只能越来越细，知识分子只有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将研究领域日益窄化，才有可能真正熟悉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有所创新。

　　而时下，多有学者屡屡对学术界应有的分工妄加非议，又乐于越界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争夺话语权，却偏能哗众取宠，这表明我国的知识生产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学者在对外公布自己的成果时，应斟酌再三。魏明伦有言，文章要硬写，即写不出也要写，但写完后切忌硬发，一定要等到多次修改后再拿出去发表。这是非常好的经验之谈。顾炎武在写好《日知录》后，迟迟不付梓。他的学生要求刊行，他说读书未遍，怕有与古人重复处，还需继续涉猎一些典籍。《日知录》终成享誉后世的名著，与顾炎武“该出手时才出手”有直接关系。

　　高估自己成果的价值，也是为学之大忌。纪晓岚素以博闻强记、遍观群书著称，但他一生除总持《四库全书》和撰写一部《阅微草堂笔记》外，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著作。据老辈人传说，他因为书读得太多，往往分不清哪是前人旧说旧事，哪是自己的新解新意，生怕有与古人“暗合”处而贻人口实，所以不敢多有著述。纪晓岚的做法，有些过，但他的担心，却也并非多余。因为人的记忆，毕竟有局限。

　　张宇燕是我国当代的经济学者，治学一向严谨，但也曾为记忆所误。他在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为了说明经济状况迅速改善往往会引发社会动荡，特别引用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论断：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在于法国农民受到的束缚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准显著提高，而随着手铐的去除，剩下的脚镣往往会变得百倍的不能容忍。他在这篇文章中还给托克维尔这一见解“起了”一个名字：“托克维尔效应”。后来，张教授为了写一部关于美国的著作，又把多年前读过的一批书籍翻出来重温，其中包括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当张教授在该书中读到“人们可能受的苦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望着14年前曾经被自己用笔重重画过的、在旁边还加了惊叹号的这段文字，他感到非常震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他专门著文检讨这段他所谓的“丢人现眼，无地自容”的经历，得出一个重要的心得：“切不可轻言填补空白或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