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别样的胜利

　　1949年初，当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归绥(绥远省省会，今呼和浩特)城内，各种倾向立即显现出来：有的喜形于色，有的暴跳如雷，有的无动于衷。

　　同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解决绥远问题，将采用区别于“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的“绥远方式”，给国民党绥远军政官员和士兵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接着，在北平开始了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形势发展之快，迫使绥远军政官员必须迅速抉择……

　　最后一场战斗

　　时空转换60年——2009 年5月27日，记者在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干休所，见到了离休多年的魏光明老人。魏老已经89岁高龄，但对于和平解放绥远的那段历史，他依旧记忆清晰。

　　1949 年初，魏光明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22师64团驻守在旗下营，为和平解放绥远做着准备。

　　那一年，他29岁，在团里任卫生队队长一职。

　　“1949年2月初的一天，我们团与董其武的一个团在陶卜齐火车站附近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六七点，一直打到下午五六点。

　　最终，董其武的军队溃败，撤回了归绥城。我军伤亡30多人，其中二营五连连长韩贵在战斗中牺牲了。”魏光明回忆：“至此，归绥城以东30公里的地区已经全部解放。”

　　战斗胜利，解放军指战员情绪高昂，纷纷要求乘胜追击，迅速占领归绥城。这一消息传到归绥，全城震动。国民党军政官员惊恐万分，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有的焚烧卷宗，携带家眷，乱哄哄地争相逃命，有的拖儿带女，聚集车站，都想争坐最后一趟火车向包头方向西撤。

　　“按照中央的指示，我军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撤回了三道营子，在那里驻守了三天后，又驻进了旗下营。”魏光明说：“那场战斗是解放绥远的最后一仗。”

　　当年4月20日前后，魏光明所在的部队进军大同方向。4月24日，解放军解放太原。4月29日，大同和平解放。“此时的绥远成了华北地区的孤立据点。”

　　“5月1日，我们的部队整编了大同的起义军。之后，撤到卓资山整训，等待和平解放绥远。”魏光明说。

　　此时，撤到卓资山的解放军在部队中开始广泛深入开展统一战线的教育，“允许归绥城的国民党军人、群众到解放区来往和通商，并停止组织对董其武军队哗变的一切活动，改董其武军队为友军称号(过去称敌军)，以争取缓和双方的敌对情绪，使归绥局势日趋平静。”

　　毛泽东指示如何解放

　　“和平解放绥远，国民党内部阻力重重，很不顺利。”魏光明说。

　　据介绍，为了了解归绥城内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的思想动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拟草了一份时事讨论提纲，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对形势如何看；二是绥远怎么办。在绥远军政官员中展开讨论。开始，大多数人鉴于形势尚不明朗，不敢轻易表态。仅有一部分较为进步的人士，提出必须走和平的道路，同中国共产党开诚布公地谈判。

　　一些人士指出，绥远弊端重重，不管将来是打是和，都有铲除弊端自我革新的必要。董其武倾向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因此作出了不战不逃的决定。而以潘秀仁、张遐民等少数绥远省高级官员为首的顽固分子，见劝董其武西撤无效，便各自携带家属逃跑了。4月份，傅作义将军在北平发出通电，声明政治立场，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傅作义将军的通电给绥远军民的思想认识带来了很大影响。绥远是傅作义的发祥地。他在绥远主军主政多年，这里不仅有他指挥过的部队，有他直接任命提拔的许多军政高级干部，以及他多年相处的人民群众，而且还有像董其武、孙兰峰那样与他情同手足的老部下、老战友。

　　不久，傅作义又派人来到归绥城，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和他的嘱咐。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是：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让董其武先做好内部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起义。傅作义的嘱咐是：要体会毛泽东留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损失。

　　“当时，无论全国或华北的局势都已经清楚表明，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魏光明说：“傅作义曾在绥远主持军政多年，影响很深。他为和平解放绥远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民党残余集团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千方百计对绥远和平起义进行干预破坏，实施威胁、捣乱、分化、利诱等一系列阴谋伎俩，但种种手段都未能阻止起义的进行。

　　4万群众庆祝胜利

　　9月19日上午，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率领绥远地区军政官员以及蒙、汉、回各方面代表39人，在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起义通电签名仪式，并发出起义通电。

　　电文说：“我们全体官员、政府工作人员和各族各界同胞，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任何限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

　　“得知绥远和平起义，我们欢欣鼓舞。”魏光明激动地说。那时，魏光明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22师64团仍然驻守在卓资山一带。

　　三个月以后，魏光明所在的部队率先进驻了归绥城。部队进城的那天，百姓们站在街上列队欢迎。部队分组住在了府兴营、麻花板、新城三个地方。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是归绥城里还暗藏着一些敌人，社会还很不安定。“常常是，东边听见西边打枪，西边听见东边打枪……”

　　1950 年元旦，绥远军政委员会、绥远省人民政府、绥远军区机关与归绥4万多群众隆重集会，载歌载舞庆祝胜利。

　　“解放战争中，我军和平解放大城市主要有三种方式，‘北平方式’属于大军压境，逼其投诚；‘绥远方式’是做国民党高级将领工作，使其起义；另一个方式就是‘长春方式’，长困久围，瓜熟蒂落。”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信君此前接受联动媒体采访时介绍。绥远和平解放后，其战术被应用到多个城市的解放中。

　　北方新报记者 徐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