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文潮涌动

　　——新中国60周年文学创作之“新启蒙文学”

　　□周扬:我们的文学艺术将怎样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使命，求得更大的繁荣和提高，怎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我们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文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都推动了新时期文潮的涌动。

　　特别是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批判了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认为前17年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基本正确”、“成绩显著”。邓小平在这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任务”，“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我们的文艺是属于人民的”。

　　丰富多元的小说景观

　　文化大革命曾经造成新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精神全面失落，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小说的创作呈现了不可阻挡的多元化势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潮小说、女性写作等，都吻合了时代的人道主义及人学的主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的思潮曾一度遮蔽了小说的创作。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被认为是新时期小说和“伤痕文学”的发轫，小说揭露了那场动乱对青少年心灵的扭曲，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1978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同样揭露了极“左”路线对人的摧残伤害，伤痕文学由此得名。从此，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揭露文化大革命创伤的小说，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冯骥才的《铺满鲜花的路》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知青文学因为知青们独特经历在这一时期异军突起。伤痕文学堪称知青文学的第一阶段，1979年以后知青文学进入了在思想和艺术上冷静深沉的“反思小说”阶段。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和《辘轳把胡同9号》、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等都有较大影响。陈建功视野独到，“希望自己的作品不随波逐流，展现自己对生活独特的发现和思索”。

　　1984年7月，作家阿城的《棋王》问世，标志着知青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开启了“寻根小说”的先河，探求的主题也完全超出了这一特殊人群的命运本身。张抗抗的《隐形的伴侣》、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梁晓声的《雪城》等长篇小说的出现，体现了知青写作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厚度上的长足进步。

　　反思小说的潮流中，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过成功的创作、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经冲击和磨难，在1978年之后又陆续被恢复名誉的“归来”作家是其主要创作力量，其中王蒙很具代表性。不同于当时普遍对文化大革命苦难的揭露和控诉，王蒙很快实现了对造成这场灾难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的反思。他的小说淡化历史创伤记忆，更多地关注人物的心灵现实。如中篇小说《布礼》，主人公张思远在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数次身份的变迁:从革命时期的农村少年小石头，到解放后军管会的张主任、市委书记，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反分子、黑帮、大叛徒、大特务，再到出狱后的山村的张老头、文化大革命后的张副部长。张思远展开了对历史、自我，甚至对语言的反思，这种反思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同时，深含了对历史的哲理思考。并且，王蒙的小说还采用了类似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使其作品令人瞩目并引起争论。

　　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路遥的作品以其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和敏锐而流传甚远，《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多以改革大潮冲击下的城乡交叉地带为背景，关注社会生活变动所引起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心理的变化及其矛盾。

　　除了“伤痕”、“反思”、“改革”小说等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创作潮流，风俗文化小说在这一时期也不可低估。以古华、汪曾祺、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化小说，以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等为代表的市井文化小说，还有1984年以后的“文化寻根小说”，承担起了探求传统、再造民族文化辉煌的重任。

　　复归现实的剧本创作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八个“样板戏”统治戏剧舞台的时代宣告终结。在对社会问题的敏锐关注、及时反映中，新时期话剧文学拉开了序幕，并掀起了热潮。

　　金振家与王景愚合作的《枫叶红了的时候》、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等一批社会问题话剧的出现，为话剧创作带来了辉煌。

　　1978年，苏叔阳的《丹心谱》公演，是新时期话剧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的代表作。作品成功塑造了老中医方凌轩在周总理的支持下致力研制防止冠心病的“03”片剂的故事，歌颂了周总理对科研事业的关心与支持，也歌颂了方凌轩、丁文中、郑松年等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社会正义和科学的良心，所表现出的严谨态度与献身精神，鞭挞了以庄济生为代表的那些文化大革命中被扭曲的灵魂。该剧被称为新时期“第一个为知识分子平反”的戏。

　　20世纪80年代，话剧写作者们的心态普遍趋于平和，更具日常普遍性的文化观念问题逐渐被他们纳入视野，表现文化观念冲突的剧作进一步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艺术经验。尤其在对女性生活和农村生活的表现中。白峰溪的“女性三部曲”、沈虹光的《搭积木》、苏雷的《火神与秋女》是关注女性生活的代表作。魏敏、孟冰、李冬青、林郎合著的《红白喜事》，郝国忱的《榆树屯风情》是反映农村文化观念冲突的佳作。

　　“京味儿”话剧以北京城市文化传统及市民文化精神为根基，关注“中下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也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蜚声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剧坛，至今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剧作以北京烤鸭名店“全聚德”为原型，叙写了清末民初名噪京师的烤鸭店“福聚德”的兴衰史，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开放现实主义的剧作，寓言色彩加重，表现出独有的特色。李杰的《高粱红了》、《田野又是青纱帐》等具有代表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写实为主、兼容写意的基础上出现了《狗儿爷涅

　　》、《桑树坪纪事》两部经典之作，代表了新时期现实主义话剧的高度，标志着其在开放性、多元化追求上的成熟。《我为什么死了》、《屋外有热流》打破传统的形式，为实验话剧的代表。而高行健的《绝对信号》、《独白》等则带来了“完全戏剧”的观念革命。

　　“讲真话、抒真情”的新诗崛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几年，“讲真话、抒真情”的现实主义原则在诗歌创作中逐渐恢复，表达了以悲愤和欢呼为基调的时代精神。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艾青的《在浪尖上》等作品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了实质性的转型。随着对极“左”路线的彻底清算和改革开放，一大批曾遭受迫害的诗人相继回归，被称作“归来”诗人，艾青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他的《鱼化石》一诗形象地概括了无数“右派”知识分子所遭遇的飞来横祸:“不幸遇到火山喷发/也可能是地震/你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灰尘。”长时间的沉默有如鱼化石般不见天日，有口莫辩，显示了诗人内心曾经交织的创伤与悲愤。

　　“朦胧诗”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出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迥异于传统规范的美学原则和艺术动力。北岛是该诗歌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他最初以“斗士”的形象出现，他的《回答》如警句般振聋发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他的诗歌风格偏于冷峻而孤傲，与之不同的是舒婷的朦胧诗，透着人性的美好与忧伤。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把个人命运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唱出了忧伤和沉重中的希冀，“我是你簇新的理想”、“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窝”、“新刷出的起跑线”。

　　顾城被称作“当代仅有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舒婷称他为“童话诗人”，他以自然和童话为核心构筑起一个美丽的精神王国。他认为写作无非要守护自己的园地，“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的童话，浅浅的脑海里就充满光辉……”。他的著名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曾经激励一代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诗歌迅速进入了一个文化诉求非常明显和强烈的时期，代表是杨炼和江河。杨炼的《半坡》、《敦煌》、《诺日朗》等大型组诗展现了宏大的文化景观。江河也致力于历史文化空间的诗歌写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海子的深度抒情写作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的诗充满了神启式的灵悟意味。他以诗剧形式创作史诗，《太阳·七部书》体现了他对“伟大的诗歌”的理解和追求。海子的诗表达了一位年轻的天才诗人对历史、宇宙、生命与人心的神性的、哲学与艺术的理解，是一笔仍待深入研究和开掘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