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之后，镜头如何继续

　　——汶川地震后，普通人的影像故事

　　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去北川看老县城废墟是充满期待的一件事，而13岁的庞雅芝却需要“鼓足勇气”。“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庞雅芝失去双腿。今年清明，她带着DV回到北川。这一次，她不再只是镜头的捕捉对象，而是拿起机器自己拍摄。“这是我们班，这是我们读书的地方，这里还有我捐的一本书。这是同学献的花，我的同学就埋在这个废墟下……”她在摄像机后口述，声音渐渐细得听不清了。

　　  以上画面出自纪录片《冬去春来》。5月27日至6月7日期间，5部汶川地震题材的纪录片在CNEX纪录片展映周完成集中放映。目前，这一题材的纪录片数量尚无法统计，可以肯定的是，数字只会继续增长。

　　“纪念地震最厉害的一拨已经过去。”导演周侯衡这样说。与此同时，各种拍摄目的、不同制作背景的纪录片开始涌现。灾难过后，如何让关注持续下去？踩在同一片废墟上的纪录片导演，他们的镜头是否会有不同？

　　另一种见证

　　庞雅芝爱笑，出现在镜头中的她胖胖的，梳着一条辫子，穿上假肢后还蹦蹦跳跳的。面对镜头，不需要提问，她就用普通话讲着地震时在哪、被压在什么地方、旁边哪个同学死了……就这样不间断地讲了10多分钟，讲到拍摄者流泪，而她语速飞快，仿佛这件事已与她无关。

　　2009年1月，包括庞雅芝在内的5个北川孩子成为“四川地震影像帮扶计划”的首批成员，孩子们的拍摄素材是纪录片《冬去春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给孩子们的DV是导演周侯衡向朋友借的，他希望通过影像帮助孩子们走出自己的世界。

　　庞雅芝的拍摄主题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其他孩子的害羞相比，摄像机后面的她说话声音总是很大。但摄制组的胡婷婷知道，这个看上去很乐观的孩子把许多情绪放在心里。听见弹棉花的声音，她会从睡梦中惊醒，因为那就像地震前发出的声音。她曾告诉胡婷婷，“我睡觉时就把假肢就放在床边，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再遇到地震，我就可以穿起它，带着我的父母赶快跑。”

　　对于北川老县城，庞雅芝一度排斥。清明时，父亲想带她回家看看，庞雅芝接受不了，情绪烦躁。她痛恨在任家坪卖碟片的小贩，“这些卖碟的人应该给灵魂一个安息的地方！”她指着小贩对胡婷婷说。

　　庞雅芝哭了一路，摄像机也交给同行的小伙伴了。但当胡婷婷陪她下车，那个已经变成废墟的学校真的就在面前时，她突然说：“把机器给我。”

　　庞雅芝在摄像机后小声口述：“我就压在这个地方，梁子悬在上面，下面就是我……”镜头随着她的声音快速移动。拿不稳机器曾是几个孩子培训时的通病，可这些画面都很稳定。周侯衡和胡婷婷感到惊讶，“我们看到了她从内心站起来的那一刻。”

　　遇难数字背后的个体命运

　　就在周侯衡与胡婷婷在安县寻找帮扶对象时，他们遇到纪录片《重建》的导演刘畅。

　　2008年5月20日，刘畅第一次到灾区。在北川任家坪收费站旁一个略显冷清的废墟里，他捡到了学生的作业本和大头贴。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北川中学。方小雪的母亲黄大姐正站在废墟上，她拿了一张女儿的大头贴给刘畅看，照片里的小姑娘模样乖巧，用同学的话说“有点娇弱”。这时，距地震发生已经一个星期，尽管遇难人数一直上升，但方小雪却是他在灾区看到的第一个有视觉概念的遇难者。

　　“北川中学一千多师生遇难，这些学生都是什么样？我想把数字背后的生命还原出来。”刘畅说。

　　老县城已经封锁。摄制组成员化装成修板房的工人，从吉娜羌寨后面上山，又换了辆当地牌照的车。早上五点，警察已在哨卡站岗，小车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停！干吗的？”“修板房的。”警察打开车窗看了一眼，几个男人在车里昏睡着，头发凌乱，他们就这样混了进去。

　　摄制组跟拍了5个北川家庭，其中就有方小雪一家。地震后，方小雪的父亲方豪全买了辆摩托车载客，后来又到矿山打工。刘畅帮他拍了张全家福，照片中的方豪全手捧女儿遗像，赤裸着上身，阳光把他的皮肤照得油亮亮的。

　　几个月后，这张照片成为方豪全的遗像——在矿山上工时，一块滚落的山石击中他的头颅。给方豪全上坟时，刘畅受不了了。他买了一个花篮，突然想到，“不对，还有小雪呢。”那时他差点就拍不下去了。

　　“方豪全是我们的主角，他就像一个小黑蚂蚁，那么瘦弱，扛了那么多责任，又很乐天，他没有放弃过1分的努力。”刘畅说。

　　刘畅的镜头一直追踪着老县城前的那道封锁线。“开始时是防化部队守这个门，后来是铁丝网。门的变化会一直继续，从小栅栏门到钢铁大门到最后超豪华羌族大门，上面写着‘国家级×A景区’，再进去的就是旅游大巴了。”

　　到那时，北川的“一条龙旅游”是这样的：到新县城住，到老县城看，去唐家山堰塞湖留影，再到农家乐打打牌。方豪全曾说，如果北川县城变成景区，他们家会变成停车场，他就可以坐在那里收费，不用去山里冒险了。

　　那也是刘畅结束拍摄的时候。“景区建好后，大巴往里开。最后的闪回镜头是方豪全骑着摩托车，经过‘北川为奥运加油’的标语时那个兴高采烈的状态。这就是小人物的命运。”

　　矛盾的情感抉择

　　《重建》在某电视台播出前，播出方的意见是“过于内敛”。

　　“如果你真关心那边的人，会有耐心去看他们的生活。”刘畅说，“我基本上没拍大场面，倒塌啊、救人啊、哭喊啊，拍的全是他们普通的生活。电视台觉得还不够震撼，希望片头加点地动山摇的配音，来个30秒黑场，里面哭爹喊娘的。或者更类型化一些，官方和民间不同声音的冲突，像政论片那样。”

　　实际上，电视台所说的冲突性元素刘畅在拍摄过程中也遇到了，“如果我们全把精力放在这个对立状态去拍摄，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以后拍摄也会更困难。很多问题因为‘播出’没法谈透，这不是这个版本能解决的问题。”

　　《重建》分3集播出。第一集结束在北川百日祭家长蹲在废墟前哭泣，“那是一个煽情段落，我们并不是很喜欢。只是依靠别人眼泪去说煽情话太简单了。”刘畅说。

　　在北川老县城外，刘畅曾遇到一个夹着兄嫂结婚照的中年男子。“家里还好吧？”“爱人还好，娃儿不在了。”几秒钟后，男子又重复一遍，“爱人还好，娃儿不在了。”说话时，他的脸上还带着笑。镜头把这些都记录下来，“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它不是故事片，要先把气氛渲染出来让你感觉有多震撼。”

　　刘畅也曾去绵阳长虹培训中心拍摄北川中学学生，可他最终放弃了。“你让孩子们说什么？当时怎么逃出来的？那些有其他社会工作者在做了。很多记者都来采访，孩子们已经对答如流，像完成政治任务一样。都玩场面游戏，那就没必要了。”

　　镜头同样热爱追踪母亲的眼泪。“5·12”一周年，许多母亲在北川老县城废墟前烧纸，她们一哭，镜头也跟了过来。“拍可以，能不能远点儿拍，不要站在那个哭泣的女人面前还拿个麦克风。”周侯衡说。但他在某电视台工作时也曾拍过“癌症村”这样的题材，“很多拍摄对象可能半年后就去世了，我还要打着灯去拍摄躺在病床上的人，让他最脆弱的一面呈现在镜头前。那个选择很难，压力很大。”

　　偶然的机会，周侯衡在小贩卖的碟片里发现了庞雅芝被救出时的原始影像。“直接看到她的左腿已经……”周侯衡没说下去。在新加坡剪片子时，他们本想用上这段素材，“可实在不忍心把它放进去，我们和她已经很亲密，无法接受，那个画面我只看一次就够了。”胡婷婷说，“我们不会为了完成自己的片子而让孩子们来配合。”

　　镜头如何继续

　　“5·12”一周年之际，周侯衡到绵阳市委宣传部报到，这时他在媒体登记簿上已经排到四百多号。北川中学新址奠基仪式上，十几家媒体的镜头对准人群中的庞雅芝，跟拍庞雅芝的周侯衡退到他们后面，把摄像机对准了这些媒体。

　　“1年后，人们的目光将会移到其他地方。”周侯衡这样认为。媒体上关于地震灾区的报道越来越少，地震题材的纪录片却开始涌了出来。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国庆六十周年献礼片《人民至上》，已在央视播出的《生者》，还有各种由基金会扶持或具有高校、民间组织背景以及海外媒体拍摄的纪录片。2008年9月，第七届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征集地震影像，那时就有十余人提供了片花。而更多尚未完成后期制作的纪录片还不为人知。

　　“到时‘5·12’的纪录片会更多了，无数救人的东西、灾民的感想。”刘畅说，“我们没有拍灾难，没有拍抢救，我们拍的是灾后这些人怎么走出来。”

　　《重建》和《冬去春来》的片长在1小时左右，“这不是拿来玩，证明自己有多牛，而是给别人看的，有耐心看完的人很有限。”刘畅说。周侯衡也问记者：“你觉得1小时还不算长？”

　　他们都希望片子能继续拍下去，这意味着资金必须及时到位。《重建》的前期资金来源于与电视台的合作，《冬去春来》则受到一个香港基金会的扶持。一年过后，他们又要重新寻找资金。“我们现在已经自己贴钱在做了。”刘畅说。《冬去春来》已入选Discovery探索频道的“先锋导游计划”，胡婷婷希望能把孩子们拍的片子推广到国际电影节的儿童单元，让他们走出去看世界。

　　许多导演对于“地震是个好题材”“会很卖钱”的说法都表现得很排斥，“先把自己内心清理干净再去做事。”周侯衡这样说，“经常会有那么一丝温暖让你坚持下去。”一年来，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和孩子们坐在一起看他们拍的片子，“那个时候他靠在我肩头，就像我的小孩一样。”

　　本报记者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