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一个人的出版社”

　　——音像出版社空壳化现象透视

　　今年11月份，届时年满60岁的赵学明就可以从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社长的位置上退休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还差半年就离岗的时候，出版社却出事了。

　　因出版低俗音像制品、买卖版号等违规事实，新闻出版总署依法吊销了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的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清缴整治低俗音像制品行动开展两个月以来被吊销许可证的第三家音像出版社。

　　那么这家只有一个人的出版社是如何运作的？那些低俗产品是如何“瞒天过海”，发行上市的？主管主办单位为什么没有履行管理职责？近日，记者赴贵州省贵阳市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在解开这些疑团的同时，也试图通过解剖个案，发现一些当前音像出版业普遍存在、亟须解决的共性问题。

　　正式工作人员只有一人

　　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成立于1988年(原名称为贵州广播电视大学音像教材出版社，2003年更名)，主管主办单位为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赵学明是贵州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师，自2005年开始担任该社法人代表、社长。多年来，该社的正式工作人员只有赵学明一人，既无其他正式员工，也无内设部门，全部管理工作和业务工作均由社长赵学明一人承担。

　　至于为何出现“一个人的出版社”，赵学明这样解释：早些年出版社有六七个正式员工，但近几年来音像市场急剧下滑，挣不到钱，养不了那么多人，后来就只剩他一个人支撑着，需要的时候就外聘一两个人。“经营音像产品很艰难，我不愿来做这个社长，但学校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些年来我一直从学校领工资，学校每年给我下达了10万元的经营任务，从来没有完成过。”

　　做不出好产品，也挣不到钱，在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龚辉眼里，这个出版社就是个“鸡肋”。据龚辉讲，从2002年开始，学校就想停办这个出版社，但又觉得丢掉了这个牌照很可惜，毕竟申请下来不容易。因此，这个学校里最小的处室被保留了下来。

　　而从这一年开始，出版社反倒活跃起来。2005年、2006年该社每年出版的节目只有10个左右，2007年之后由于合作出版的情况多了起来，每年出版50至70个节目。龚辉承认，学校对出版社的管理很不到位，对出版社的了解多来自赵学明的年终述职，即使是在他分管出版社的2006年，也从没有去过出版社，没有审看过出版社的样盘。

　　低俗音像制品“瞒天过海”

　　在此次整治低俗音像制品专项行动中，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在市场上发现了标称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出版的“人体艺术”系列低俗光盘。

　　经记者询问，赵学明称，2005年该社确实合作出版了“人体艺术”(1—10)系列节目光盘，合作方是广州市永洲音像制品有限公司。当时，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与北京工版科文公司进行合作，是该公司提出的选题。选题拿来后，出版社以“人与自然”为题向贵州省新闻出版局进行了申报。贵州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后，该社与永洲公司签定了合作出版合同，约定每个版号收取“审读费”3000元，共收取了3万元。之后开出了复制委托书10份，名称为人体艺术《激情魅力》等。赵学明说：“在对该‘人体艺术’系列光盘的样盘进行审查时，是觉得节目有点低俗，但考虑到经济利益，同时也为完成学校下达的出版任务，就同意出版了。”

　　“人体艺术”系列光盘出版后，贵州省新闻出版局从市场上发现，经审读认为其内容低俗，遂要求出版社予以收回、销毁，虽然该社声称通知有关合作方立即封存、停售并销毁有关音像制品，但市场上多个版本的“人体艺术”系列光盘仍在销售。

　　由于音像出版采用的是前置审批，选题申报过关了，但名不符实，实际用这个版号出版的产品已被调包，就这样，低俗音像制品“瞒天过海”被推向市场。

　　一个典型的“空壳化”出版社

　　近几年，受盗版、网络等冲击，光碟这种载体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音像出版数量大幅下降，音像市场急剧萎缩。现在不少音像出版社都是一无人员、二无资金、三无产品，要说有的只是几个版号，这种“空壳化现象”比较严重。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就是一个典型的“空壳化”出版社。

　　据全国“扫黄打非”办派出的调查组提供的情况，2006年至今，赵学明共向贵州省新闻出版局领取了复制委托书140余份 ，除有13份没有开出去，有11份是自己制作的节目，其余80%的节目均为所谓的“合作出版”节目。这些合作节目虽然在出版之前进行了内容审查，但在收取了所谓的“审读费”并开出复制委托书之后，出版社没有履行对复制和发行前实际出版内容的审核职责。并且，该社与合作单位人并不认识，是由跑选题的人从中联系，包括所谓的“审读费”都是由跑选题的人交给出版社。每个版号收取700元至3000元不等的费用。

　　该社的主要收入就是所谓“合作出版”收取的版号费。对方需要发票的，就将版号费交到出版社的账号上；对方不需要发票的，就直接将版号费打入赵学明的个人银行卡。据赵学明讲，2007年至2008年每年打入他个人银行卡的钱大约是5万至8万元。尽管赵学明一再称，卡上的钱也都用在了出版社的日常开支上，但作为一家国有出版单位，如此做法还是令人感到惊讶。

　　音像出版的体制之惑

　　“我也想出版自己制作的节目，可没有这样的能力，只能选择‘合作’。” 据赵学明介绍，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曾给出版社投资12万元制作出版了一个节目，但现在发行一年多了，连总成本的1/10也没收回来。

　　这就是音像出版长期存在的“体制之惑”——有实力的制作单位没有出版权，而有出版权的出版社又没有制作能力。据了解，我国现有音像出版社近400家，但其中80%都很弱小，无生产制作能力，只能靠与别人“合作出版”，勉强维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还有必要保留这么多音像出版社吗？

　　在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相关规定中，主办单位对所办出版单位负有的职责中包括：“决定所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发行或不发行；对出版单位在出版物内容等方面发生的严重错误或其他重大问题，承担直接领导责任。”而贵州音像教材出版社的主管主办单位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对出版社的情况一问三不知，完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现在出版社出了问题，主管主办单位当然难辞其咎。

　　说到年检，赵学明承认，《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他都没有认真学习过，也从未参加过音像出版社长总编的培训。年检时，他就随便写几个曾经聘用过的人员，再给这些人填上一个较高的职称就蒙混过去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贵州省新闻出版局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很快建立了贵州音像出版选题策划论证制度，为了防微杜渐，局领导提出要对选题内容进行跟踪。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刘援朝表示，这件事对他们触动很大，以往的工作作风不够细致、不够深入，今后只在办公室看汇报材料的工作方式必须改变，只有多下去走访才能及时发现问题。

　　作者：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