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日渐汹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产生于农耕社会的民间文化的保护，是在增加“累赘”还是在发掘资源？政府、专家、传承人和普通公众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6月13日，在中国第四个国家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共聚天津，在以“田野的经验”为主题的第三届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论坛上，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们是从‘文革’走向‘改革’的，国门突然打开之后，经济、文化全面遭遇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民间文化遗产全面濒危，我们进行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既是为了向过去的文化创造者负责，也是为了向未来的文化享受者负责。”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说。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罗杨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标识。它内含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空间和文化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DNA。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也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可以为人类新文化、新艺术、新科技的创造，保留下更多的种源、更多的方法和更多的思路。

　　中国民协副主席刘铁梁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容易失去的不是对民间文化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情感，而是它的仪式形式和生活内容。韩国汉阳大学校中语中文教授吴秀卿认为，民俗是生活的一部分，某种民俗活动被认定为文化遗产时却要脱离我们的生活是不正确的。有些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已经无法和当下生活发生紧密联系，就只能保护了。但是应努力让那些有传承价值的文化遗产扎根于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民俗跟我们的生命活动连在一起，要让一种民俗活动活生生地传承下去，得连带保护它的整个民族生态，否则民俗很容易被异化。”她在考察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民俗活动之后如是说。

　　专家认为，立足田野是中国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最佳选择和最好途径。罗杨表示，田野调查的方法要求那些有志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人，除了要对历史与现实做出缜密的思考外，更要迈开双脚到田野里去探究，到一线的现实生活中去观察、体验、探索、发现和记录，去直接接触那些活的遗产的脉搏和情感的流淌。冯骥才说，文化遗产广泛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大地上、田野里，田野并不等于农村，而是指我们的生活。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们的身边都有历史文化的积淀。

　　面对各种民间文化正受到严重冲击的现实，各国政府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空前高涨。但在冯骥才看来，我国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远远不够：“很多文化还没有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没有人去专门研究。它们在我们工作的田野里，却没有进入我们工作的视野。”他认为，政府是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但处置不当，则也有可能成为文化遗产的最大破坏者。“怎么保护？建立什么样的标准？采取什么措施？专家应该帮助政府并监督政府；政府也应该支持专家并聘请专家。”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向云驹说，田野调查记录正从研究性记录走向保护性记录，从个体性劳作扩大为政府行为、全民行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转折。学者有责任引导政府和社会的保护行动，坚持学术立场，推广科学方法，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传承和全球共享。

　　同时，专家们也提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真正的传承主体不是政府、学界、商界或各类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深深植根于民间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问题的关键是：传承人是否真正具有主体性？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教师郭平表示，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工作人员常常遇到“你们是要为我做宣传吗”、“对我有什么好处”之类的问题。作为传承人，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件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工作，我们应当担负起唤醒传承人文化自觉的任务。对此，冯骥才表示，民间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人民是民间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生活其中，不见得就一定知道这些文化的价值，而需要一个从“自觉的文化”到“文化的自觉”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三个支柱：政府、专家和人民，但归根到底要靠人民。”冯骥才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全民，真正实现非遗保护也需要全民的文化自觉；如果全民都“自觉”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将不成问题。

　　作者：张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