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高尔基称为“真正的人”

　　薛林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兰畦是一个并不为更多的人所熟知的名字。她是一位有着革命经历的现代女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著有报告文学集《在德国女牢中》；她是民国以来第一位女将军，抗战时期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她是一位漂亮的时代新女性，登上过《良友》画报的封面；她是一位敢于冲破旧思想、旧道德束缚的得风气之先者，茅盾以之为原型创作了小说《虹》中的“梅女士”。此外，她还因其特殊的个人经历，与高尔基过从甚密，被高尔基称为“真正的人”。

　　胡兰畦于1901年生于四川成都一胡姓世家，先祖胡大海是明代开国功臣。1921年，胡兰畦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因不满封建婚姻，只身从成都逃到川南泸州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开始独立谋生。此期间，因胡兰畦面容皎好，四川军阀杨森曾想纳其为妾，遭到拒绝。后来，秦德君把胡兰畦的故事讲给茅盾听，引起茅盾的兴趣，茅盾稍事加工，创作了小说《虹》中梅女士的形象。大革命时期，胡兰畦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结识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在北伐战争高潮中，胡兰畦前往北伐前线，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入女生队。大革命失败后，她追随何香凝参加妇女运动，在江西参加反蒋活动。1929年蒋介石电令胡兰畦等11人离开江西。这年底她以出国考察名义赴德国，并在德国由廖承志、成仿吾介绍加入共产党。1931年，胡兰畦陪同宋庆龄回国参加宋庆龄母亲的葬礼，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的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继续学习。

　　在德学习的胡兰畦与20世纪德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代表作家安娜·西格斯过从甚密，这奠定了她同德国左翼文学界建立广泛联系的基础。1932年，安娜·西格斯和胡兰畦合作的通讯《杨树浦的五一节》作为头条发表在德国共产党5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两人合作的对话《来自我的工作作坊的小报告》发表在德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左翼阵线》上，这篇作品采用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合作式的“写作作坊”的创作方式，反映上海杨树浦的纺织女工怎样准备庆祝五一节，可以视作中德左翼文学互动的产物。当时，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旅德华侨反帝同盟”，性质属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由胡兰畦任主席。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工作人员一起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入女牢。消息传到上海，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抗议希特勒政权对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并举出了一批受迫害的著名人士名单，其中就有胡兰畦。

　　三个月后，胡兰畦从德国女牢获释，出狱后被驱逐出境，流亡到了巴黎，在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有影响的著作《在德国女牢中》。这部长达14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以亲身经历生动形象地记叙了狱中生活，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及她们顽强的斗争。《在德国女牢中》写成后，陆续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并被译成俄、英、德、西四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在国内，《在德国女牢中》先是在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上连载，后作为“妇女生活丛书之四”，由生活书店于1937年4月在上海出版，初版收有黄新波、蔡若虹、陈烟桥的11幅插图，半年内重印四次。它是我国报告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但过去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对它均未提及，这对胡兰畦是很不公正的。

　　俄文版《在德国女牢中》出版后，被当作中国文学的一个标本，引起了苏联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其时中国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俄文的几乎是空白，在俄国知名的中国作家几乎只有鲁迅一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注德国纳粹动向的情况下，这部纪实性的作品生逢其时。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就向寓居巴黎的胡兰畦发出邀请，胡兰畦于是成了唯一参加那次盛会的中国作家，这一年胡兰畦才33岁，年轻漂亮，气度不凡，她的出场，是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的亮点。

　　在这次大会上，胡兰畦作了即席演讲，讲述了她遭受希特勒残酷迫害的经历，高尔基深为感动，当即请在座的苏联官员设法挽留胡兰畦，她因此得以留在苏联写作。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选举高尔基为第一任作协主席，他在讲话中说:“在这个大厅里，奠定了全苏联文学界大联合的基础，那么，在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就必须开始切实联合起来，使我们的艰巨的工作能获得成绩，并且必须继续这项工作，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展开这项工作，以便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文学，一种不但为我国所需要、为我国各族人民所需要，而且我敢说还为全世界所需要的文学。”在高尔基看来，胡兰畦身上正具备这种“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文学”的潜质，所以他对胡兰畦十分欣赏，多次邀请胡兰畦到他城外的别墅做客。一次，高尔基在举行的小型家宴上，向其他苏联文学艺术家这样介绍胡兰畦:“她是一个真正的人！”

　　高尔基如此评价一个中国女性，与其“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大有关系。他在作品《人》中运用大量的象征手法，含蓄而又深刻地对“人”进行了刻画，对人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发出了“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的呐喊，表达了对有思想、有勇气或者说对具有创造意识和战斗精神的人的期盼与呼唤。显然在高尔基看来，胡兰畦身上有这种精神的担当。

　　1936年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亲自主持了高尔基的丧事并亲自抬棺，胡兰畦则被斯大林钦定为高尔基灵柩的执绋人之一。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的圆柱厅，胡兰畦戴着黑绸红边的臂章，为高尔基守灵。葬礼当天，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和高尔基的亲属一起，将高尔基的灵柩送到红场。莫洛托夫代表苏联人民委员会致悼词，称“在列宁之后，高尔基的逝世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的一个最重大的损失”，而胡兰畦有幸亲眼见证和亲身经历了这个“最重大的损失”，她为高尔基执绋的殊荣，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倘没有第二人，就是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屈指可数，充分证明了她与高尔基的深厚交情，以及在世界左翼文学阵营中的影响。

　　1936年，胡兰畦回国，并在上海“一·二八”战争中任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1939年夏，她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成为民国时期第一位女将军。建国后，胡兰畦的经历非常坎坷，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其经历充满了闹剧意味的荒诞与无奈:“三反”、“五反”时，她是“贪污分子”；她不认识胡风，“反胡风集团”时，她又被打成“胡风分子”；“反右”斗争中则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可谓受尽了冤屈。

　　1984年12月，胡兰畦在成都逝世，终年83岁。她被高尔基称作“真正的人”，被寄予希望参与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文学”，因而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殊荣。但对于曲折复杂的现代文学史而言，她仅有的一部有影响的报告文学著作，倘不足以使她跻身于现代文学殿堂的前列；对于更加曲折复杂的现代革命史而言，她在国内外与国共两党众多高级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使她同样不可能跻身于时代话语的前沿。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胡兰畦都是现代文学史与革命史上的弱势群体，更需要研究者投入特殊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