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贵阳解放:城头飘动特制的五星红旗——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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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历者忆贵阳解放:城头飘动特制的五星红旗
2009年06月29日 15:08 来源:羊城晚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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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仓惶逃离,市民纷纷以不同方式迎接解放军的到来,1949年11月15日——

  贵阳城头飘动两面特制的五星红旗

  1949年11月14日,深夜,贵阳市广东街四方井(今中华北路)一户人家的灯光迟迟没有熄掉。

  冯济泉的母亲张荣萱正连夜赶制两面五星红旗。“找不到整块的红布,母亲拿两块崭新的黄缎子代替。然后把一些红纸折成五角星,再细心地缝在缎子上” 。

  1949年11月15日,贵阳的城头第一次飘起五星红旗,解放军大部队在民众的欢呼下浩浩荡荡开进这个南方军事重镇。

  郑亚宇肖良汉被派贵阳,积聚革命力量

  进步书籍藏入墙壁 躲过搜查

  1949年2月,中共中原局所属的江汉军区党委城工部派郑亚宇和肖良汉回贵阳,并交给他们两个主要任务:一是肖良汉通过其父肖文灿(时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院长)完整地保护师院;二是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名义,团结青年学生,积聚革命力量。

  郑亚宇和肖良汉均是贵州籍人,之前分别就读于武汉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回到贵阳后,肖良汉在父亲安排下到师院附近的中山中学代课。而郑亚宇则以转学为名到贵州大学。

  肖良汉从解放区带回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并坚持在家中收听解放区的广播,然后记录、印制成宣传单,供进步师生传阅。三个月后,其父肖文灿收到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国民党特务窜入家中搜查。肖良汉早已把所有进步书籍、记录资料都藏入了墙壁的夹缝或混入书库之中,最终没有被发现。

  市民中已离城的回来了,准备逃离的不逃了

  解放消息提前广播 人心大安

  1949年4月,肖良汉认识了进步青年———师院附中学生自治会主席杨守达。肖良汉教诲道:“通过巩固和保护同学们的热情,因势利导,使活动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同时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

  1949年11月9日,郑亚宇又从其父处得到了国民党党政头目逃离贵阳的确切情报。于是,他们将记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等抄写成文告、标语、传单,趁夜深人静,粘贴到贵阳市交通路口和大街小巷。

  当时解放军还在进军途中,肖良汉、郑亚宇等人商议,决定广播贵阳解放的消息,扩大党的影响,安定人心、鼓舞斗志。市民们听到广播后,一些原已离城的回来了,准备逃离的不逃了;想乘机捣乱的,也有所收敛了。

  当时中央军委收听到这个广播时,还致电五兵团,查问是哪支部队率先进入贵阳?

  阻止特务破坏

  电厂成功保存

  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携党、政、军要员逃离,贵阳的管理处于“真空”状态。土匪肆虐,强盗盛行,加上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市内高校、电厂、广播电台、电信局、邮政部门等面临被破坏的危险。于是,地下党找出秘密保存的八十支破旧步枪,发给工人站岗巡逻,架设高压电网,发动群众实行武装护厂。

  国民党军19兵团89军中将军长刘伯龙亲自出马,指挥破坏电厂。在全市人民的声援下,贵阳电厂得以成功保存,成为解放前夕全国仅有的6家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

  此间,肖良汉和郑亚宇致信思想比较进步的国民党政要,要求建立维护贵阳治安的机构。肖良汉的父亲为此亲自拜访曾任贵州省主席、黔军总司令的卢焘,请卢出面主持“治安会”。11月11日,“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卢焘出任主任委员。

  “为了便于识别,委员会的成员都在左臂佩戴了一个袖章。他们在贵阳市沿街的每户人家门前都安了一盏电灯,便于市民夜间出行和晚上组织巡查。”冯济泉说,“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保护桥梁、工厂等设施。”

  冯济泉忆述,其父冯程南参与了临时治安委员会,在发放所收缴的一些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枪支时,由于那些枪破损严重发生走火,左胸被子弹打伤,幸亏上衣口袋里一个铝质的名片盒挡了一下,才幸免于难。

  “那段时间父亲异常忙碌,好几天没有回家,我们不由得为他的安全担心。因为当时国民党狗急跳墙,许多进步人士都被暗杀。”冯济泉说。

  11月14日上午8时,国民党军89军刘博隆部的一辆美式军用小吉普从三桥开到小宅吉“半日山庄”门前。几个军人从山庄里拥出一位手持拐杖的老人,边说什么“刘军长请你开会”,边把老人推上车,绝尘而去。

  汽车开到二桥转弯塘时停下,老人被拉出车外,一个军人绕到他身后拔出枪来,未等站稳已向老人连开数枪。这位老人就是贵阳知名人士、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卢焘。

  市民抓紧时间写标语印传单,连夜准备

  两特制五星红旗 欢迎解放军

  11月14日晚上,杨守达组织了十多个同学在中山中学写迎接解放的标语,一直忙到深夜。

  事实上,忙碌的不仅是杨守达。肖良汉一家也在抓紧时间印制宣传单;而冯济泉家中的两面五星红旗,也在母亲的努力下成功地赶制了出来……

  11月15日凌晨,冯济泉的父亲拿着缝制好的一面五星红旗早早地离开家,与贵阳市商会陈职民等人到龙里会合;而另一面旗帜,则被冯济泉叔父冯枬拿到油榨街,用以召集进步市民。一起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冯济泉忆述,“那天贵阳街头人头攒动,一辆辆装载着枪炮的大卡车缓缓从人群前开过,着装整齐的解放军战士昂首向我们走来……”

  □《贵州都市报》记者 杨雄

  (本文参考了《回顾贵州解放》系列丛书的第一册、第四册。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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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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