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看她是那样，10年后看她还是那样，似乎青春在这个人身上永驻了。在北京演出的第5天，杨丽萍接受了《青年周末》的独家专访，讲述自己的青春秘诀。用她的话说就是，“我肚子里怀着一朵花。”

　　在《云南的响声》这台大型“衍生态”舞集中，杨丽萍把来自彩云之南的各种声响做到了极致。6月30日到7月5日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6天，但杨丽萍说自己不觉得累，因为她享受着这个过程。

　　◎谈“衍生态”舞蹈◎

　　舞台上无所不用其极

　　7月4日下午5点，保利剧院，当晚的演出之前，杨丽萍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独家专访。话题从最近去世的几个巨匠级人物谈起。

　　“迈克尔·杰克逊是我最欣赏的歌手，我非常喜欢他的舞蹈。”杨丽萍说，还有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几年前曾看过她的舞蹈录影带，“她刚刚去世，我很伤心。”

　　“你自己会从西方现代舞蹈中借鉴一些东西吗？”记者问。

　　“不会，因为没必要。云南民间的东西太多了，多到学不完。”杨丽萍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杨丽萍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白族人，她的童年记忆大都与村寨和贫穷有关，从小酷爱舞蹈的她，没进过任何舞蹈学校，然而凭借惊人的天赋，她创作了孔雀舞《雀之灵》，上个世纪就一举成名。

　　这天，本报摄影记者给她拍照，她一边摆着姿势，一边对摄影记者说，“你应该再低点儿，太高了照出来面部结构不对。”甚至于，旁边帮忙举着闪光灯的人，她也会要求位置精确。

　　“要不要用反光板？”“没有反光板，用那张海报代替补一下光？”她不像许多采访对象那样让怎样拍就怎样拍，而是在拍照过程中，不停地主动提着建议。

　　看得出，杨丽萍对造型非常敏感，她有自己的想法，并且一定要严格按要求去实现，尽量做到理想状态。也许大凡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人，都会像她这样，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极致。

　　比如这一次，在《云南的响声》大型舞集中，为了展示来自云南民间的各种响声，她就无所不用其极，多方搜罗。甚至于稻谷、葫芦等这些农家物品，也都被她大规模地搬到了舞台上。

　　当天在排练场看到的情形，让记者吃惊。成千上万个葫芦堆得到处都是，稻谷用二十多个硕大的竹筐盛着。比人还高的树干鼓，也是上百个，每一个都有了年份。更有千奇百怪的乐器堆得到处都是，水缸、竹沙漏、独弦拨琴、水烟筒、酒杯、烟盒，每一件都有民族风味。进了这个排练场，如同进了一个边疆的农贸市场。

　　这些都是杨丽萍花费了8个多月的时间搜集来的。她会想方设法，比如怎么能把那么多的葫芦穿在身上，怎么让那些竹子不开裂，费了很多精力。不过她说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她太享受这个过程了，“我和全体的农民兄弟姐妹们沉浸在一种创作的欲望和激情里面，非常舒服。”

　　6年前杨丽萍做《云南映象》的时候，在道具上远没有这么铺张。那时她连制作的资金都没有，不得不卖掉自己在云南大理的房子，接拍电器广告，去参加演出，用这些办法赚了钱，再来买服装、租剧场。

　　好在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去年8月才开始排练，西肯、保利这种国内有实力的大演出公司就纷纷过来谈。当时就签了50场，还没踏出家门，演出费就已经拨过来。杨丽萍用第一批的演出费再投入，让作品更完善，这就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一切的一切都特别顺，这在演出行业不容易。”杨丽萍说。

　　青年周末：这次你提出了“衍生态舞蹈”，能举例说明什么是原生态，什么又是衍生态吗？

　　杨丽萍：以前村子里毛向爷爷跳的《孔雀舞》，那是原生态。它是男人跳的舞蹈，我觉得已经不能表达我自己的情感，所以我创造了《雀之灵》，这就是衍生态。

　　同样，这次《云南的响声》是我们这一群人，小岗、阿鹏这些孩子从他们的父亲、爷爷那里学了东西，但他们不满足了，又创作了很多，充满了奇思妙想，就成为一个衍生态。繁衍生息，在那块土地上又长出了新的、有自己个性的东西。

　　青年周末：第二段舞蹈《牛铃铛》，也是一种衍生态吗？

　　杨丽萍：对!我小时候在村里放牛，大家都在牛脖子上拴一个牛铃铛，走得再远也不会丢，而且那声音一分辨就知道是我家的牛铃铛的声音。在我的耳里、眼里，它是一种美妙的打击的音乐。这种场景在我脑海里太久，这次就想表现出来。牛铃铛搬上舞台，成了打击乐，这在以往传统的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青年周末：为什么叫作《云南的响声》？

　　杨丽萍：我想把来自云南的声音收集到一起。小时候，在森林里面去聆听自然的气息，自然发出的节奏。我们的父辈有一种曲调叫“风吹树打叶”，意思就是风吹树叶，树叶互相拍打，就出现了一种拍手掌的民间舞蹈。还有一种曲调是“海菜腔”，人们看见湖里面的水草随着波浪滚动，就创作了海菜腔，那种味道特别形象。

　　这些都是云南的一部分，云南的打击乐充满了灵气，充满了天人合一的气息和境界，我觉得应该把其中一些经典的、突出的呈现在舞台上，于是就有了这台《云南的响声》。

　　青年周末：我一进保利剧院就看到那么多古老的木鼓，是怎么弄来的？

　　杨丽萍：那些鼓是我们从深山老林里的部落里寻找回来的。每个都有两米多高，两三个人合抱，是我们的祖先用整棵树的树干制作而成的乐器，一看就有上百年、几十年的历史。

　　我观察到，在杭州大厅里，这些鼓摆在那里以后，观众一进来肃然起敬，马上就觉得，哎呀，这简直就是灵魂，逝去的灵魂，博物馆里面应该收藏的东西。所以这次巡演，这些古老的鼓要随我们演出团队飞往全国各地。

　　青年周末：运输费用很高吧？

　　杨丽萍：也不是很贵，花了七八万元，都是我个人出的费用。每到一处，我都要把它们展示在演出大厅里，我觉得这能唤醒一种古老的记忆，唤醒心灵最初的起点和终点。

　　◎谈“青春秘诀”◎

　　要保持住“精气神”

　　与杨丽萍面对面，让人印象最深的，一是她纤瘦异常的腰身，二是她那长长的指甲。

　　她的身材，清瘦而高挑，几乎没一点儿脂肪，让你很难相信，它实际上属于一个51岁的女人。至于十根手指上的白色指甲，足有两三厘米长，显然经过极为精心的修剪，好像薄薄的白玉，隐隐透亮。杨丽萍说，这些长指甲让她有一种回到古代的感觉，对跳舞有用，云南有一个傣族舞蹈就叫《长甲舞》。

　　1958年出生的杨丽萍，穿一双时尚艳丽的夹脚凉拖鞋，走起路来富有弹性，好像地面上有弹簧。一边走一边轻松地摆动手臂，让她看起来如同一个小姑娘。

　　她身上的衣服既具有民族风情，又有一种设计感在里面。见面之初，她就很自豪地对记者介绍说，耳环是苗族的，胸前的绣片是彝族的，而帽子是她自己设计的。

　　她戴着一对陀螺似的银质耳环，大得有点儿夸张。后来，谈到原生态和衍生态那个话题，记者问，这个耳环是不是苗族原有的东西？没经过自己的加工吗？

　　“是苗族的，没加工过，怎么你不信啊？你看你看!”她从自己的右耳朵上一把拽下来那个耳环，递到记者的手里，让记者“验证”。

　　“耳环是原汁原味的，是否也可以看作一种原生态？但帽子经过了你自己的设计加工，岂不就是一种衍生态？”记者问道。

　　“衍生态只是一种舞蹈上的理念。你们搞文字的人，可以随便怎么写。”杨丽萍笑着摇头，片刻后收敛了笑容说：“至于跳舞，你要听得懂鸟叫的声音！你要听得见蝴蝶翅膀扇动的声音!”

　　在《云南的响声》这台演出中，有一段舞是表现一个孕妇，从怀孕到分娩再到最后死去。杨丽萍说，她小时候生活的村子里，一个女人生孩子，全村人都来击鼓，为她分娩。这经历给她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次就被她搬到了舞台上。

　　杨丽萍自己没生过小孩。像她这样长期节食、身上几乎没一点儿脂肪的人来说，怀孕难以想像。几年前就有媒体报道说，如果要生育，杨丽萍就必须增肥，而增肥就意味着长时间停止跳舞，最后在两难之间，杨丽萍选择了舞蹈。

　　“你自己没生过孩子，怎么能演一个孕妇呢？”采访结束后，记者临时又追问了这么一句。当时，杨丽萍正准备离开，听到这问题，她停下来，猛然拍着身边的椅子背对记者说，“你知不知道，这椅子就是我的孩子!”

　　她挥舞着细长的双臂说：“太阳是我的孩子，月亮是我的孩子，世间万物都可以是我的孩子!”

　　她的语调变得快而激动，“我怎么不能演孕妇？等你看了演出就知道了，我肚子里怀的可以是任何东西，我肚子里怀的是一朵花!”

　　这个时候的杨丽萍，不再是采访之初那个说说笑笑、好像玩儿一样信口作答的杨丽萍。她的最后这几句话，敏捷、跳跃，又有点儿愤怒，如同有一道灵光闪过。

　　青年周末：这么多年你的身材没变过，是怎么保持的？

　　杨丽萍：主要靠运动，每天都跳舞，一出汗你身体里面很多酸性毒素就被排掉了。很久不运动的话，你的细胞是死的。

　　青年周末：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杨丽萍：要吃辣椒，比如重庆火锅。吃辣椒会刺激细胞的更新。可以喝点红酒，一定要喝豆浆，最好是今天黄豆浆，明天黑豆浆，这样兑着喝。现在市场上有很好的机器，10分钟左右，就出来热乎乎的豆浆了。

　　果仁，比如剥好皮的松子，超市里一袋一袋的，清肺特别好。但不要每天都吃一种，可以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要有计划地吃。我家里就是，墙上一排透明的罐罐，里面全是甘草、菊花、绿豆、黄豆、核桃、黑芝麻、白芝麻、葵花籽还有南瓜籽，五谷杂粮，很漂亮，都得排着队吃。

　　还有一个是喝茶，普洱茶一定要喝。我有时候会挤一个柠檬，用最古老的方式把柠檬汁挤出来，里面放点蜂蜜，跟打豆浆一样，这里面有一种乐趣，那种感觉特别好。总之我觉得一个人要对生活充满兴趣，充满好奇，你就会特别快乐。精气神要保持住。

　　青年周末：你体力很好啊，这次在北京一跳就是连着6天，还要去全国巡演，这么长的演出周期，你真的不累吗？

　　杨丽萍：跳舞怎么会累呢？就跟你采访一样，你现在采访累吗？跳得再累，只要休息一下，10到20分钟后就能恢复体力了。

　　青年周末：你跳舞已经跳了整整38年了，会一直这么跳下去吗？哪怕很老很老？

　　杨丽萍：那又怎么样？我不一定在舞台跳，你看外面大街上，那些老太太岁数那么大了也在跳。像我这样从1971年跳到现在的人好像还没有，我觉得我是因为热爱，我没有把它当一个职业。

　　对我来讲，跳舞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抒发和排解，它是我的另外一个语言，是第二门母语。我当然就会对它那么依恋，对它那么执著，对它那么享受。我觉得，能够跳舞的人，是很有福气的人。

　　◎文/本报记者 马军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