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出版 王蒙在序言中直斥文学“从未如此堕落和无耻” ，当代文学几大病：

　　●缺少方向感，形不成主流

　　●悲伤、低级之作充斥文坛

　　●作家“明星化”，作品迎合市场

　　近日，由王蒙与王元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1976～2000)30卷出版。王蒙在序言里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堕落与无耻过。例如，写到了性与亚性器官、娼妓、吸毒与像有些作家说的，引起争议的所谓‘辱骂自己的母亲’。”王蒙此言如掷出一枚重磅炸弹，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

　　当代文学　热闹但没主流

　　王蒙在序言里指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文学舞台上的活跃人物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铁凝、李锐、王朔、苏童、毕飞宇、毕淑敏、迟子建、方方、陈染、池莉、刘震云、海子、西川、林白、徐坤、何申、于坚等名字了。他们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文学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活跃过、多姿多彩过，也从来没有这样难以概括、缺少聚拢性、缺少方向感，形不成主流、形不成“文学运动”，缺少公认的优秀高峰。

　　有时你甚至于难以从当下阅读中找到感觉，摸出路数，理出头绪。请看各种选刊，上世纪80年代时选目是大同小异，后来则是大异小同。缺少例如上世纪60年代的《红岩》那种人人先睹为快、发行数百万册的主流正经文学作品了。甚至，你也可以说，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堕落与无耻过。例如，写到了性与亚性器官、娼妓、吸毒与像有些作家说的，引起争议的所谓“辱骂自己的母亲”。

　　“文化明星”　忙于迎合市场

　　比较日本当代文学，他们的《一碗阳春面》写出一家三口在困难的时候分吃一碗阳春面，10年后再次相聚吃阳春面，带给人的是无穷的激励和斗志。而我们某些作家为迎合市场，写的往往不是学生早恋就是堕胎，王蒙说文学从未如此堕落与无耻，一点也不过分。

　　正如王蒙所说，“近年来，文学中市场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冲突，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西方的见解被迅速引进之后，被一些自以为高明的人望文生义、肢解歪曲，并得以迅速流行，成了潮流。随着大量新思潮的引进，在拓展视野的同时，我们也丢失了许多还需要维系的东西。在许多场合出现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等不良现象。”王蒙此言也许指出了文学现在如此尴尬的原因。

　　著名诗人北岛认为当今很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已成为文化明星或娱乐明星。在商业化浪潮席卷之下，他们早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意识，忙着作秀赚钱，通过媒体占领主流话语市场。而这些“明星”是在消费主义时代完整的运作机制下产生的。

　　剖析：文学阴郁、绝望是因为文化心理不健全

　　就王蒙关于“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堕落与无耻过”的观点，著名作家、文化批评家、茅奖评委谢有顺表示赞同。他认为文学的堕落是作家内心的抑郁和阴暗乃至绝望导致的。

　　谢有顺表示，“确实，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向内转之后，写作不断地开掘人类内心的风景，可是，内心的风景里除了悲伤、阴郁和绝望，似乎也没有多少明亮的东西，所以，这些年来，恶毒的、心狠手辣的、黑暗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我们的文化心理是不健全的。只看到生活的阴暗，只挖掘精神的阴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无论如何都是残缺的写作。这种残缺，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举目可见。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历史的眼光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颇、执拗，难有宽阔的胸襟。”

　　“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对生活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都把一切生活作欲望化处理，或者在写作中充满精神的屈服感，没有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精神也越来越阴沉，很显然，这并不是一条理想的道路。”

　　本土状况：“软性文化”导致广东作家缺乏深度的写作状态

　　广州日报：广东经济很发达，但文学并没有出现相对应的繁荣，症结在哪里？

　　谢有顺：一个地方的文学发达与否，其实是由很多因素所决定的，很难简单地概括其症结。核心的当然还是人才和观念的问题。很多写作者，不知道珍惜广东这种独特的经验和力量，不认识广东经验的历史意义，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取悦文学官员和评论家，那还谈什么个性和创造？广东能在经济上敢为人先，文化上为什么不能？矛盾就在这里，老一代作家对广东发生的巨大变化已不熟悉，对变化后面隐藏的秘密也不太了解，新一代呢，试图为一种正在新生的伟大经验正名，可他们又缺乏建立一种文学新标准的雄心，同时也缺乏文化体制上的鼓励和宽容，也就很难出大作品。

　　广州日报：你同意“广东文学出现‘盛世平庸’的现象”的观点吗，能否针对这个现象作一下简单的剖析？

　　谢有顺：在我看来，广东的文化特色是以日常性为标志的软性文化。在变化中的当代中国，这种市民文化、软性文化，正日益显示出它的魅力，并日益成为文化世界中越来越重要的一员。市民文化和软性文化的兴盛，可以造就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文学面貌，比如小女人散文、新副刊文体等，这些是广东的优势，但在传统的文学类型上，比如小说、诗歌的写作上，软性文化也可能造就一种缺乏血性和深度的写作状态，比较温吞，没有冲击力，这或许就是你说的平庸吧。平庸的另一种说法就是陈旧。

　　应该承认，广东多数作家的话语方式是陈旧的，没有革命性，在艺术上也缺乏走极致的勇气。以写作混世界的人越来越多，以文学换取渺小的现实利益的人也越来越多，真正的文学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坚守，因此，出现这么多平庸的写作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广东活跃着一批青年作家

　　广州日报：“岭南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流派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欧阳山、秦牧、陈残云、萧殷等文坛骁将。最近几年，国内80后作家在郭敬明、张悦然等的带领下异军突起，但广东好像后继乏人，怎么看这种现象？

　　谢有顺：广东以前的文学成就，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至少，看现在的图书市场，你就会发现，真正重新再版并在读者中有影响的传统的广东文学作品，实在是太少了。同时，广东现在的文学写作群体，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据我所知，广东还是活跃着一大批有为的青年作家，像80后作家李傻傻、郑小琼等人，在全国都还是很有影响的，但年轻的作家还需要建立起更大的写作抱负，同时更勤奋，才能实现真正的写作突破。

　　广州日报：除吕雷和赵洪合著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国内最高文学奖这几年也鲜见广东作家的作品，你觉得这跟广东作协的体制是否有关系？

　　谢有顺：其实，近些年的这些文学评奖，都有广东作品入围，但入围的作品未必都是广东最好的作品。广东的作家能否获奖，和广东作协的体制毫无关系。我做过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各种奖项的评委，知道评奖只针对作家作品的质量。应该承认，这些年，广东缺乏真正重要而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一再缺席国内的重要奖项，并没有地域偏见，只能说是我们的作品不如人。

　　(吴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