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馆长王璜生离任掀起波澜,省文化厅向全国招聘馆长

　　广东美术馆“独立精神”会动摇吗?

　　核心提示

　　艺术圈里,很少会因为一个人的离职牵动媒体的关注。

　　2000年王璜生接任广东美术馆馆长后,近10年内,广东美术馆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三大美术馆之一。王璜生身边,总能出现国内乃至世界知名的艺术大牌人物,从中国当代艺术最炙手可热的明星张晓刚、王广义、刘小东,到最知名的国际策展人侯翰如、汉斯·尤利斯,总能如期而至。

　　王璜生执掌下的广东美术馆或许可以称作是当代广东文艺领域里最有个性的领地之一。在相对尊崇传统的广东艺术圈,当代艺术领域相对沉闷、市场远未开发,广东美术馆却显得“特立独行”。广东美术馆树立起来的标杆和热度,让不少人将之总结为“广东美术馆现象”。

　　如今,王璜生已到北京担任中央美院国画系教授、美术馆馆长,他的离任,掀起广东本地艺术圈的议论。而据记者了解,目前广东省文化厅已经向全国发出招聘馆长的启事,最后的馆长人选仍未确定。

　　广东美术馆未来何去何从?记者昨日专访了王璜生以及一些著名艺术评论家。

　　一封陌生来信促成一个重要展览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过,美术馆的发展总要经过几个层次,从最初的“艺术家的美术馆”发展到“艺术史的美术馆”,再到“公众的美术馆”。这基本上缩影了王璜生执掌广东美术馆的10年。

　　“广东美术馆在国内众多美术馆中脱颖而出,当代艺术尤其是当代摄影这一块起了很大作用。在王璜生任馆长时期,广东美术馆对当代摄影的整套收藏,典型的如2003年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图文专集展》,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型的纪实摄影展览。与其他美术馆不同,广东美术馆把目光转向‘真实地记录社会’,关注个人对社会的观看。”中山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杨小彦认为,能够做成这样一个标志性展览,与广东美术馆坚守的某种“独立人文精神”有关。

　　2005年,王璜生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来信,信中提到一个并不知名的人物“王子云”,王子云的儿子王芃称,父亲留下一批民国时期在西北文物考察时留下的珍贵文物拓片,希望能举办一个展览。当时王芃几乎把这个信息寄给了国内所有的大型美术馆、美术学院,但没有接到一封回信。只有王璜生看到这封信后立即拨通了王芃的电话。结果,王璜生团队触碰到一段被淹没的历史:1940年至1945年,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涉足川、陕、豫、甘、青5省,历时5年,由国民政府于佑任亲自委派,在战火硝烟中保留下大批珍贵金石拓片、北周石棺石刻画等宝贵文物。展览由广东美术馆推出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王芃为此深受感动,并将这批珍贵文物捐赠给了广东美术馆。

　　杨小彦认为,一个美术馆的基本功能不在于简单的陈列展览,还包括有思想性的收藏、研究、对历史和当代作品的梳理等,广东美术馆做到了这一点。

　　“王璜生给广东美术馆的定位很明确:立足广东,辐射全国,兼顾海外。他在艺术上不只注重传统艺术,还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到更多当代艺术领域。在运作模式上,王璜生以一个美术编辑的学养挖掘地方画的史料,做展览、出版物,他有一个系列性、连续性的操作,这也是体现他治馆思路的地方。”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主任陈履生说。

　　一个馆长应该是艺术家加管理者

　　“绝大多数国外美术馆馆长的基本条件是:出身艺术世家,或者他首先必须是一个专家,懂得艺术史和博物馆的功能和运作。”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美术评论家郎绍君说。

　　在艺术与市场对接的年代,喧嚣和利益诱惑带来浮躁,进入许多国内大型美术馆举办展览的门槛有时候就是缴纳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费用。这在广东美术馆是被尽力杜绝的。王璜生说,“很多人可能会埋怨我为什么不多收一些钱,改善一下美术馆的经费状况,但我想,严格把关艺术品质是广东美术馆的生命线。”

　　每年,广东美术馆接受的政府拨款仅有50万到100万元,但常常一个普通的展览都要几十万元费用,遇到“广州三年展”这样的国际性展览,费用高达1000万元左右。“在政策上,国外的博物馆享有其他优惠,比如免税政策,但国内艺术馆大多制度上不完善,能够成功运营一个有国际影响的艺术馆,跟馆长个人是有很大关系的。不仅要求馆长懂艺术史,还要求他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郎绍君说。

　　在不少评论家眼中,王璜生是非常有个人风格的人。陈履生说,“你看他的胡子、发型,包括他买车,都是买柴油车。他的行为跟他的个人风格和家庭影响有关,尤其是他的知识背景。他是一个有性情、有才气、有理想的学者型管理人才。中国不缺少画家、教授,缺的是高素质、有能力的管理人才。”

　　广州美术学院教师陈侗自荐接任王璜生的位置。“中国的不少美术馆就像美术的殡仪馆,呆板的陈列,请某某出席活动和剪彩……我担心,未来广东美术馆搞得不好,也会变成一个广东美术的死气沉沉的陈列馆。”

　　“王璜生的离任为他的继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陈履生说。

　　如今,广东省文化厅正在向全国招聘新的馆长。“我希望未来的接任者能把这些高端的学术转化成大众可以接受的东西。”郎绍君说:“在国外,艺术馆馆长人选的产生往往是一个很严格的过程,需要经过该馆董事会的讨论,有一个科学的评议机制。”他认为,国内美术馆馆长的人选应该逐步吸收国外一些好的做法。

　　专访王璜生:我们只是坚持一种价值观

　　标准——

　　我们的定位在国内是超前的

　　记者:您觉得,广东美术馆在国内如此受关注,是否在于形成了某种独特的价值取向?

　　王璜生:筹建广东美术馆的时候,汤小铭老师当时是美术馆筹建办主任,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今后这个美术馆能不能活下去,会不会变成卖衣服、卖家具、出租场地的地方。”但是很快,我们就对广东美术馆有了一个基本定位:林墉、汤小铭、林抗生等老先生就提出了收藏、研究、陈列展览、教育、交流、服务的六大功能,这在上世纪末的国内美术馆基本没有人提出过。

　　应该说,确立这个目标是广东美术馆后来逐渐成功的一个原因,我们最开始就不是做一个为了展览而展览的美术馆,我们的定位当时在国内是“超前”的,以研究为出发点,狠抓研究或者说狠抓所谓的学术,这包括了对每一个细节的把握,包括一个前言的文字表述、一个标签字的大小,都有一个很基本的标准。

　　记者:很多人认为,您对广东美术馆最大的价值影响,就是深入地参与到当代艺术的领域里。这几年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广东美术馆的影响力也由此奠定了。

　　王璜生:2000年我开始接任馆长之后,就开始有了办广州艺术年展的想法。2001年初,我在美国跟著名艺术批评家巫鸿具体地交谈了举办广州三年展的想法,很快就敲定了。2002年11月,首届广州三年展就成型了,我们当时的主题是“中国实验艺术10年”。这是具有开创性的,因为当年,还没有哪一个官方的美术馆敢正面地面对中国的实验艺术,我们是第一次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艺术、实验艺术进行有历史意义的梳理,因此一下子牵动了很多国际的眼光,奠定了广东美术馆后来在艺术界的影响力。

　　追求——

　　每个展览都要对得起纳税人

　　记者:要致力于做一个公众的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做出了哪些求索?

　　王璜生:开馆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跟少儿美术有关的展览,因为我们想让广东美术馆成为一个公共美术馆。我记得,林抗生馆长当时特别提到,一个少儿进美术馆时,至少能带动6个人,包括父母、父母的父母。

　　还有一点,广东美术馆的年鉴在国内首屈一指。上次故宫博物院院长、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来广东美术馆参观时看到了我们的年鉴,马上对他的秘书说:“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就带了我们一套年鉴回去。为什么要做年鉴?这是我们对美术馆公共性的一种追求。美术馆的年鉴能够公之于众,因为任何收藏艺术、办展览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有责任将这种成果这种信息公之于众,反馈给社会。还有另一个意义,社会大众可以共用这些资料,可以监督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公众对于美术馆有知情权、监督权,也有使用权,我们应该把美术馆的所有成果提供给学者,提供给大众。我们不像有些博物馆,怕资料外泄。

　　价值——

　　广东美术馆短时间不会大变

　　记者:广东美术馆好像是广东文艺领域里带有先锋姿态的一个地方,这是如何做到的?

　　王璜生: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先锋的和传统的应该是并存的。我一直强调当代艺术里面有很多鱼目混珠的东西,也有很差很差的东西。我们主要是通过展览,让大家知道好的当代艺术是什么。有人说我们特立独行,其实我们只是坚持一种价值观。进入广东美术馆开办展览,需要很高的艺术门槛,并不是交钱就能进来,这是我们坚持的底线。我们觉得好的或者是有意义的才会去做。

　　我很自信或很自豪的一点是,尽管有人说广东美术馆的展览太高端,曲高和寡,但是我现在能看到这种高端的追求对于广州市民文化的影响,去年广州三年展游客量差不多10万人,并且很多参观者就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我也不担心广东美术馆的未来,因为现在形成的这种价值取向饱含了很多人对于艺术以及人格的双重坚守,至少短时间里,广东美术馆的价值追求不会大变。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李培　　　　　　　　　　实习生　柯芳　潘月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