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东语系创办者和中国印度学、梵文学的权威学者季羡林先生去世以后，国内媒体有不少报道，其规模堪称空前，反映了季先生在学界以外的崇高声望。同时，季先生生前的好友和弟子、学生，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回忆文章，怀念季老的学问和人品，读来十分感人，深为中国学界失去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而感到痛惜。季先生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宗教学、哲学界的权威学者任继愈先生，也告别了人世。有人将他们两位的离世，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的确，季先生和任先生，都堪称是五四学生辈的佼佼者，亦是五四这个时代的最后传人。他们的离去，标志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页，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了。因为季、任两先生在求学的时代，曾亲炙近代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代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吴宓等，他们因缘际会，不但在幼时受过古典文化的熏陶，而且在成年以后，又受过西方学术文化的训练，虽然立场有显著的不同，但都有意在两者之间融汇沟通，因此成就非凡、史上罕见。季、任两先生和其他与他们同辈的人物能站在这些文化巨人的肩膀上，涵养学问、推陈出新，建立他们的专攻，确立他们的专长，以致青出于蓝，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幸事，更是中国文化的幸事。

　　有趣的是，就季先生的学术地位而言，媒体与学界同仁的看法，却并不十分一致。前者对季老，一般称他为“国学大师”，而季老的同事、弟子的怀念，则似乎不常用这样的赞语。更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对同一天去世的任老，却不愿冠之以“国学大师”这样的称号，仅称之为“著名学者”，以致因此有人为之抱不平。笔者此处无意比较两位学者学识之高下，只是想就媒体所封给季羡林先生的“国学大师”称号，再略发一些议论，请方家读者、特别是熟悉季老的学人指正。

　　我想季老的同事和弟子，在撰写怀念文章的时候，比较谨慎使用“国学大师”的称号，应该有多种原因，而其中之一，也许就是季老本人，对此赞誉并不认同。他曾经这样说过：“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季老的语气，十分认真，并不像是自谦，而就季老的为人来看，他也不会故作矫情，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做一些深究。事实上，在他“昭告天下”、坚辞“国学大师”之前，季老还特意做了这样的说明：“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季老去世虽然没有几天，但网路上就他是否是“国学大师”，已经有不少讨论，其中有人指出，季老算不上国学家，因为他在所谓“国学”方面，建树并不多。这样的观察，自有其道理，因为季老治学的重点，的确以印度学和佛学为主。就佛学而言，自汉代以来，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但季老的佛学研究，则又侧重其原始的状态，也即印度佛学为主，并不专注中国的佛学。其实，从上引季老的言语中，已经可以看出，他自己的态度十分明确：他“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而且如果让季老本人就“国学大师”的归属做一选择，他或许会将此封号赠给任继愈先生，因为在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的时候，任先生也应邀同台发言，而季老前言所谓“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其中就包括了他的老友任继愈先生。与季老相比，任老在“国学”方面的著述，不但数量众多，而且涉猎范围极广，在哲学、宗教、文献学等好多方面，都有不小的建树，其渊博学识，在当今学界，罕有其匹。

　　季老有不少名言，多为肺腑之言。其中有一句，流传甚广，那就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由此观之，季老有关自己“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的那句话，绝对是发自他的内心，并不是自谦之语。而且笔者以为，这句话不但是真话，而且还是一句没有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的真话。那么，季老那些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又是什么呢？简单说来，那就是季老虽然晚年参与倡导国学，而且也说过激励国人赶超西方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样的豪语，但他本人，其实并无意将自己的治学，限定在所谓“国学”的范围以内。甚至，他对从事所谓“国学”研究，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做这一推论，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对于从事与国学无关的研究，是季老自年轻时代就追求的理想。他虽然在少年时代，对于中国语文和文学创作，就产生了兴趣，但自大学时代开始，便专注研究“域外”的学问。他在清华读的是外文系，到了德国留学，也自讨苦吃，全力避免研究与中国相关的课题。甚至，他对那些在国外讲老子、庄子，而回到国内讲柏拉图、康德的中国留学生，十分鄙视。他在德国唯一做的一件与中国相关的事，就是在二战爆发以后，为了维持生活，在哥廷根大学教授中文语言课，以求继续从事对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多种文字的研究。

　　第二，季先生回国以后，在北大创建东语系，希求在研读、翻译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深化中国的佛学研究，认识中印文化之间的历史纽带。他的做法，可以说是在佛教研究方面，另辟蹊径，开创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因为北大原来从事研究佛教的人士，如梁漱溟等人，大都不识梵文。而季先生的志业，与他老师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文化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号召重视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与当时和以后那些热心“国学”研究的人士的志向，有明显差别，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历史之结果并有正面的意义，而一般的国学人士，则常常强调中国文化如何坚持本土立场，又如何成功地抵御或包容域外文化，以致未免汉文化沙文主义的痕迹。

　　第三，无可讳言，季老晚年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强。但就实践层面而言，他的作品中研究性的东西甚少，主要是主编了的几部有关“国学”的著作，而且还基本上以文化比较的角度着眼的。他个人的工作，还是主要集中在他的散文写作，显现出他在中国语文上的高深造诣。毫无疑问，季老是当今中国散文写作的大家，其中有许多篇脍炙人口，想来一定会流传后世，但这与“国学大师”，似乎还不是同一回事。

　　因此，如果季老宣布他“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的那句话背后有什么未尽之言，我想就是他希望世人能在欣赏他那些美丽的散文的时候，不要把他简单视为一个中国语文的大师，而能看到他更是印度学、梵文学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换言之，如果将季老仅仅赞为“国学大师”，不但会让他感到“折煞老身”，更容易让人忽视他曾辛苦专研一生的印度学研究及其在这个领域上所获得的超常成就。季老的为人，以谦虚闻名。但我想一个人再谦虚，也不想让人无视、掩盖或忘记他曾为之奋斗一辈子的志业。但他一贯谦虚的为人，又使他习惯“真话不全讲”，于是就让人觉得他辞去“国学大师”的称号，只是一种简单的谦逊，却忽略了他此举的真意——他并不以“国学大师”为一种了不起的褒奖，也不想让公众继续有这样的错觉，只要是在中国被人尊崇为有学问的人，就一定是“国学大师”。当年陈寅恪是如此，他的弟子季羡林今天自然亦是如此。季老若地下有知，不知会否同意鄙见？ 　

　　王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