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战”关系遭到双重遗忘

　　徐国琦:王德威教授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刘涛:对，王老师有一本书《被压抑的现代性》，译成中文之后在国内引起较大争论。他认为“五四”压抑了晚清开始的现代性的诸多可能，经过“五四”运动，现代性的面向非但没有拓宽，反而缩小了，故他将目光放于晚清“世纪末”。

　　徐国琦:借用王德威教授的表达方式，也许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刘涛:我想我们首先应该区分两种“五四”，一是“五四运动”这个事件，二是被隐喻化的“五四”。

　　徐国琦:我提“没有一战，何来五四”是一个历史学的探索。毫无疑问，“五四”与“一战”相关，没有巴黎和会的刺激就未必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但是我们学界对“一战”的了解和研究少之又少，“一战”若不进入中国现代史的视野，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五四”。

　　刘涛:国外的研究情况我不甚了解，但是国内关于“一战”的讨论非常少。您可否具体谈一下“一战”被遗忘的表现？

　　徐国琦:中国与“一战”的关系，遭到了双重遗忘。一是在世界上被遗忘，在国外关于“一战”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但是中国与“一战”的问题几乎无人涉猎。二是被中国人自己遗忘，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有关中国与“一战”关系的重头著作，因此对中国与“一战”的互动缺乏实质了解。

　　刘涛:将遭到双重遗忘的历史呈现出来，这非常有意义。您可否谈一下中国与“一战”的关系遭到双重遗忘的原因是什么？

　　徐国琦:主要是学术界对“一战”时期的中国缺乏实质性了解。很多人认为北洋政府积贫积弱，在国际体系中被边缘化，且国内政治结构不稳定，没有改变现状的动机和条件。一般认为弱国无外交。但是这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强国普遍不依靠外交方式，而弱国则会特别注重外交，因这是改善其生存环境和保护其利益的唯一手段。还有人认为，中国与“一战”事实上没有关系。这个观念也不对。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已被德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利益范围，无论如何中国注定会被动拖入战争，故中国主动参照更为有利。其实中国政府几度要求参战，但直至1917年8月才参战成功。

　　寻求怎样的国家认同

　　刘涛:历史的书写总会因为种种原因有所强调或有所遮掩。您认为“一战”对当时中国的意义何在？或者其时中国主动要求加入“一战”，其主要的动机何在？

　　徐国琦:“一战”的爆发，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可谓一次重大“危机”。所谓“危机”包含双层涵义:一是“危”，即危险或挑战；二是“机”，即机会或机遇。若把握得好，中国则可能一举摆脱内外枷锁，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社会；把握得不好，则会坠入深渊。幸运的是，“一战”时期的中国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急切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加入国际潮流的浪潮在中国波涛汹涌；二是中国有一批学贯中西及对国际体系深刻认识的精英；三是对中国不利的现存的国际秩序因为“一战”的爆发正在崩溃。中国人急于改变传统孤立主义的世界观，“一战”被认为是中国加入世界新秩序的绝好机会。中国渴望加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强大的国家，这种国家主义的观念催生了中国的革命、内部革新以及国家转型。中国在“一战”期间的活力就在于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融合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文化上的破坏偶像和外交上的国际主义路线。

　　刘涛:晚清、“一战”、“五四”皆有联系，背后都有建立民族国家的希望在。我们先不谈被隐喻的“五四”，只谈“五四事件”。“五四事件”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学生运动，这没有争议；广义则可前推并后延，比如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定位为“1917年到1921年”。

　　徐国琦:也有人后推到1927年。我觉得广义的“五四”须从1895年谈起，把“五四”放在1895年到1919年中国及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一时间和空间来综合考察。“五四”精神也好，“五四”思潮也好，并非空穴来风，它有很长及深刻的历史底蕴，有复杂的中外历史背景。所以我上追到1895年，中间“一战”是“五四”的中介，“五四”是结果。这一时间范畴同王德威教授所提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也正好交接。要认识“五四”的起源，必须追溯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的中国观和世界观造成巨大冲击。自此以后，民族主义因此成为中国的主旋律，改革和开放成为仁人志士的新思维，加入国际社会变为平等一员，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共同追求。所有这一切都同“五四”思潮“救亡图存，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一脉相承。当然“五四”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谈的失败。此前“一战”期间以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被“出卖”之前，中国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加入世界新秩序的前景充满厚望。但是巴黎和谈的失败，使得这种希望完全破灭，于是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刘涛:当然，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和谈失败之后，国人对于西方的态度有了极大的变化。

　　徐国琦:对。比如严复曾说，西方国家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四句话: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梁启超也认识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均有问题。同时俄国革命的模式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中间开始形成巨大的吸引力。我觉得，“五四运动”存在双重背叛，首先是背叛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其次是西方背叛了中国人对正义的期待。中国过早地否定了自身的传统，但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理想一直遭到西方列强的遏制。这种双重背叛的挫折感逼迫中国人面对许多挑战性问题:现在如何做中国人？中国前途何在？中国政府须采取什么样的价值观？总而言之，中国寻求什么样的国家认同？从中国的国际化追求的宏观历程来看，“一战”对中国的意义尤其明显。由此导致的“五四运动”也对中国的国家化进程形成巨大影响。

　　“中国化”是“国际化”的终极目标

　　刘涛:您还是将主题归结为“国家认同”方面。您对巴黎和谈本身有什么评价？

　　徐国琦:对巴黎和谈的评论现在争议亦较大，我的观点是:巴黎和谈是中国参与创建世界新秩序的尝试。中国的外交官不仅竭力维护国家主权，要求修改不平等的对外关系，他们还积极参与创建国际共同体，并力图使中国成为共同体中的平等成员国。

　　刘涛:对。我觉得这是参与创建世界秩序的尝试。中国文化本就有“天下”一维。

　　徐国琦:在我看来，中国的20世纪开始于广义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与“一战”以及“一战”对中国的影响，标志着中国开始踏入实现国际化的漫长征途，“一战”使中国走向世界。我们不能斤斤计较于巴黎和会的“出卖”和中国外交的失败，如此我们就不能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全景，亦不能理解“五四”。唯有超越“背叛”情结，甚至超越巴黎和会本身的局限性，我们才能理解“一战”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才能认识“五四”的真正精神及基础。

　　刘涛:您一直强调“国家认同”这一思路，您为什么如此关注国家认同和国际化问题？

　　徐国琦:自1895年至1919年期间，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发生了两种巨大变化，即“国际化”和“中国化”。中日甲午战争使许多中国人开始相信只有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才能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只有加入世界秩序，才有生存的希望，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自1895年以来，中国在一百多年来中国化与国际化方面的追求尚未找到圆满答案。

　　在19世纪，中国因为拒绝接受西方的文明体系，导致中国的边缘化。在20世纪，左右两派过分以西方的一切为依归，同样导致中国的边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许这两个边缘化是某种必然历史过程，是我们应交的学费。但在2l世纪的今天，该是我们中华民族毕业的时候了。学习西方的文明应仅仅是我们的手段，而不应是目的。“国际化”的真谛首先是“中国化”。“中国化”是“国际化”的终极目标。我们该集体思考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命，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天命，什么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天命。只有对天命有了清晰的定义后，中国的国际化才不会继续走弯路，中国人才会真正站起来，才会真正成为强国。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打破以西方为参照系的百年求索轨迹，重建国家认同新架构，树立中国文明体系，塑造中国独立国格，以不卑不亢、挺拔自信的姿态同世界文明平等对话，共创2l世纪人类新秩序。

　　徐国琦，学者，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国际化史研究。曾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199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后获聘美国Kalamazoo　Col　l　ege　讲座教席。2008——2009年为哈佛大学瑞德克利夫高级研究院研究员。2009年7月起赴香港大学历史系任教。

　　刘涛，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原文刊发于《西湖》第七期，有删节。)

　　作者：徐国琦;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