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单向街圆明园书店将闭店搬迁。在此之前，读者在网上发起募捐，号召4000位读友每人捐100元钱，要把单向街留在圆明园。在网络购书成为习惯，在线阅读早已普及的今天，一家开在偏僻的昔日皇家园林一角的书店，如何有魔力得到读者“倒贴”的救助？

　　这样一个小众书店却能吸引数百位“大家”的青睐，它承载了怎样的文化情怀？高智商的投资人和名人效应之下，书店为何会因经营不善而被迫搬迁，搬离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无奈现实？

　　-最后一场沙龙延续的散漫

　　自由的形式，自在的交流，自然的环境，这样的书店配上这样的沙龙，全北京只此一地。

　　7月25日，是单向街书店在圆明园里的最后一场沙龙。

　　艺人戴军正在跟100多个年轻人聊“都市里的感情与生活”。灰色石子铺就的院子被高大的核桃树层层包围着，几十张椅子围成半圆形。当天在座的人大半是女性，大半戴着眼镜，戴军的笑话好几次逗得他们哈哈大笑。不时有人跳上戴军身后的大桌子上，对着听众咔嚓咔嚓地拍照。听众身后，有人举着相机走来走去，几个女孩子在书店的标志下笑着合影。就在戴军回答某个听众的提问时，还有人三两成群地站在不远处聊天，不时有人从竹林掩映的篱笆门里走进院子。

　　一墙之隔，屋里却是个十分清静悠闲的书店。狭长的书店过道最窄处只能通过一人，书架上贴着“七折”或“五折”的标签，几只三人沙发上坐满了人。有人低头玩手中的iphone，有人在看大部头的《二十四史》。

　　这个书店每周末都会举办各种文化沙龙，从演讲、公益画展、诗歌朗诵到纪录片放映，甚至话剧，无所不包；钱理群、贾樟柯、林夕、刘小东、阿城、颜峻、周云蓬、廖一梅、和菜头……这些某一领域的意见领袖都曾成为小院子的嘉宾。

　　3天以后，这个文化地标消失，书店要搬到东四环的商业区，沙龙的策划人谭旭峰也将离职。最后一场沙龙这天，恰好还是他的23岁生日。两年来他邀请了数百位文化圈名人到院子跟读者见面交流，他虽然被媒体称为“京城最年轻的沙龙主人”，但腼腆少言跟单向街的气质如出一辙。

　　“主持人带我进来的时候，说这是最后一场沙龙的时候，她都快哭了。希望大家多拍一些照片做纪念。这是北京今年最美的一个下午”，戴军说完这番话时，有的听众开始掏出手机拍照。

　　让谭旭峰意外的是，戴军在讲座结束前突然叫人取出屋里的蛋糕，还给他戴上生日帽 ，坐在前排的读者看着一脸的莫名其妙， 但还是一起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感人场面似乎并没有“煽动”谭旭峰，他还是用往常一样慢的语速，低声说了几句些感谢大家之类的话。

　　切蛋糕的瞬间很短暂。沙龙随之结束，谭旭峰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收椅子，有个女孩睡着了，脚搭在另一只椅子上，他们没叫醒她，而是绕开她继续。这时候一队外地口音的大叔大妈走进了小院，他们发现茶几和椅子之后特别开心，立刻坐下来掏出扑克开始玩。一切随意，无论讲座、生日歌、读书还是打扑克。

　　自由的形式，自在的交流，自然的环境，这样的书店配上这样的沙龙，全北京只此一地。无论陈丹青、梁文道、茅于轼还是赖声川，来过这里的“大家”都对它一见倾心；而大学生、传媒人、小资、爱书人，更是趋之若鹜，单向街几乎是全国文青向往的膜拜之地。

　　-一帮理想的自由落体，非常美

　　这么大的城市，能保留这么一个小小的安静的乐土，很不容易。 朴素、简单、有情怀、有品质，它是世界一流的。

　　单向街书店成立于2006年1月1日，是由圆明园边上一家废弃画廊改造成的。“大部分来单向街的人，都会怀疑自己是个路盲。” 圆明园东门口杂货店的老板自称是单向街的义务指路人， “我还得和问路的人一再强调，单向街，不是一条街。”当时供职于媒体的许知远、吴晓波、于威、覃里雯、张帆等13人每人出5万元入股，为自己和其他年轻人搭建了一个公共的阅读空间，他们给书店起名“单向街图书馆”。

　　许知远对单向街的描述吸引过很多人：“直到天花板的书架有30米长，大约需要20分钟，你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如果你赶上阳光明媚的日子，在此过程中，大约十束阳光会暖洋洋、懒洋洋地打到你身上。冬日里晒晒太阳，夏天露天坐在院子里，听莫扎特，喝啤酒，看迷惘一代作家的作品，身边偶尔经过像春天一样的姑娘。” 除了推荐好书之外，书店的招牌就每周末的开放沙龙。

　　2007年，谭旭峰从人民大学新闻系“逃学”出来，成为书店的兼职店员，后来一直负责沙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品位决定了每个周末读者能见到什么样的人物。 “店里从来不管我请谁，我有完全的自由。沙龙很开放，但《百家讲坛》的人我绝对不会请，一夜而红的人我也不会请。三年来，我们做了229场沙龙，每场算80个人，也有一万多人来听过。嘉宾们说的话，或许将来某一天会被读者们记起，这或许就是沙龙的意义。”

　　那些嘉宾们平时正襟危坐或者老爱跟媒体拧巴，来到这里却会被随时提问的听众“刺激”得十分兴奋，艺术家巫鸿说北大都没给他这种感觉。

　　而画家刘小东对书店的评价更高：“这个小书店，是我见过最美的”，当记者采访他时，他正在甘肃的深山里采风。刘小东说，他曾在一个小雨蒙蒙的天里，去沙龙做嘉宾：“它在一片小树林里，人很少，非常美，非常有灵性，有点饮料，有点咖啡，有点书，但是没有讲台。听众们提的问题质量都非常高，我没想到远离东边艺术区域的年轻人对艺术有那么深入的看法，整个气氛都充满对知识的敬畏。这么大的城市，能保留这么一个小小的安静的乐土，很不容易。 朴素、简单、有情怀、有品质，它是世界一流的。”

　　谭旭峰清楚地记得那天刘小东聊HIGH了，当场给自己点了一瓶啤酒，一边喝一边说。参加过大部分沙龙，自己也做过嘉宾的“Elvita威”告诉记者，他在活动结束间隙发现刘老师在自己车前不远的地方兀自方便，当时特别想走过去调侃一下，后来在心中感叹 “刘老师在这儿真是放开了！”

　　由于书店远离城区，愿意花时间颠簸而来的人都带着强烈的交流欲望，所以他们比大学生还喜欢发问。嘉宾们虽然每次都得花一两个小时在路上，前后在那里待上大半天，但都十分满意沟通的效果。沙龙兼职主持梁爽告诉记者，陈丹青就来过书店一次，但印象非常好，每次还会托前来讲座的朋友问书店的近况。

　　一个以沙龙为特色的书店，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大学生们长期在网上询问书店是否招聘实习店员；豆瓣网上的单向街小组常年聚集了4000多人，咨询小众杂志、转发沙龙活动是他们必做的事；而城中的摄友文青们，更是把单向街当作拍照圣地。很多人都爱写有关单向街的故事，其中有个故事中说，男孩和女孩从未谋面，女孩来北京专门去了单向街书店，她知道男孩常去那里，很可惜男孩不在。女孩于是写了张字条塞在“单向街”标牌后面的墙缝里，并且拍下照片发给男孩。身在外地的男孩看到邮件，专门打电话让书店的工作人员按图索骥找到字条读给他听。纯美如日剧一样的情节，迷倒了很多网友。

　　-书店是他们的大学，是我的恋爱

　　谭旭峰想过很多次离开，但决定却做在一瞬间，“这段经历，就好像跟一个完美的人谈了一场完美的恋爱。”

　　单向街书店即将搬家的消息，最早通过网上的邮件组传出来。7月9日， “elvita威的生活便签”给网友们发出一封邮件：“建议大家赶紧在一个月内去单向街的圆明园店看看那个值得留恋的小院子，因为单向街要搬家了。我想我和你都会怀念那里的树和石头还有在风中说话的人声。”

　　7月18日单向街的粉丝“小饭”在豆瓣网发帖呼吁网友集资10万元，“把单向街留在圆明园,每个人在信封里放进100元钱和一张纸，写上自己想要的一本书和通信地址。能凑齐10万元钱，或许能帮书店再长一岁。”他在帖子的最后写道：“我宁可相信是只要我多买一点，大家多买一点就好了。搬走的不只是一个书店，也搬走了某种深意，和我心中梦的栖息地。”

　　一个什么样的书店，一次怎样的搬迁，会牵动这么多关注？

　　谭旭峰经常说自己刚来时是一张白纸。“书店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性格， 我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接触那么多的顶尖的人，交到一辈子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对于没有上完大学的谭旭峰而言，单向街就是他的大学，“这里没有校园里那些很急躁、很功利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空间，真诚的交流。”

　　去年他邀请作家徐来，但徐来以不知道该讲什么为由拒绝。谭旭峰最终还是说服了他，可没想到沙龙现场出现意外，徐来被人刺伤。单向街书店第一次上了社会新闻。“活动结束后特别难受，下周的沙龙还得继续，本来说好了请电影学院的崔卫平，谈了好久，对方才答应，可是出了这种事。医院里还躺着人，怎么做？”没想到这时候崔卫平却发短信说，“我们不能给歹徒吓跑了，活动更应该做下去，让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地方是不会被打扰的。”谭旭峰当时特别感动，“不是她那么坚持，我真不知道下一场活动什么时候才能做。”

　　一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使得谭旭峰不得不找一份全职工作，而把每个周末交给书店。他每周需要请到两个嘉宾，不断打电话、发邮件，每次联系五六个人，最终成行的或许只有一个。周日刚送走一个嘉宾，周一就得开始联系下周的人选。所有迎来送往、确定嘉宾、沟通日期、在网上发布信息的事情都得他来做。偶尔客串主持人的梁爽，也有本职工作，为了请巫鸿来沙龙讲座，她提前半年就开始联系。书店的义务摄影师齐尚敏每周都风雨无阻地背着两个大相机出现，除了拍两三百张照片，他还认真录下所有的讲座。他希望为单向街这个能让人自由说话的地方留下完整的资料。每次在活动现场，都会一些老面孔，他们有的是媒体记者，有的是网站编辑，他们会推荐自己喜欢的学者给谭旭峰，或者干脆帮他联系嘉宾，散会后他们还一起搬桌子、抬椅子。

　　专门给活动设计海报的小可，甚至从来都不会把自己的名字隐藏在海报的某个角落。“几乎带着给朋友帮忙的心态”，她告诉记者，“几年来设计了300多个海报，每周都得更换网站的题图。这并不需要坚持，因为单向街的海报每次都会不一样，嘉宾来自各个领域，今天是水污染，明天是古建筑，每次我都会学到新东西。”

　　“我以为这辈子会在书店做下去”，谭旭峰说。可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自己23岁的时候，离开乌托邦一样的大学。

　　今年三四月份，他知道书店打算搬迁。有一天招聘他进来的店长王燕安在活动结束后，像平常一样跟他在树下聊天，简短的谈话只有十几分钟，这个给他最多帮助、最信任他的大姐告诉他搬家之后，新店会调整经营，员工都需要全职，希望他搬家前跟同事交接一下。后来同事告诉他，王燕安说这是她做过最难的决定。

　　“那你的反应呢？”记者问到，“我的反应，我的反应，我的反应……”再次谈起当初的情景，谭旭峰一时竟找不到措辞，“我很吃惊，心里特别难过。我还是需要去服从这个命令，我说那下边谁做，我把工作交接给他。”谭旭峰告诉记者，新店会转变经营风格，一切管理都要随之正规，而他有自己的工作，无法满足打卡坐班的要求。谭旭峰已经看过了新店的设计图纸：“总面积300平方米，一楼是书店，楼上有咖啡厅，整个色调是白色的，有艳丽的绿色，装修非常棒。”

　　谭旭峰想过很多次离开，但决定却做在一瞬间，“这段经历，就好像跟一个完美的人谈了一场完美的恋爱。”

　　-脱离救济的小众书店

　　我们都是不懂得经营的人，读书这个很纯粹的事情遇到这么多的商业的现实的问题，我们个人的财力确实有点应对不了了。

　　其实从单向街落座在非商业区的偏僻角落开始，就染上了经营不善的顽疾。“单向街的人气全靠周末沙龙带来的百余号人来支撑，一般情况下，周一到周五，进店的人加起来也不足十人。营业额都耻于谈起，图书销售利润还不足以支付日常费用和行政开支。更不用说数额庞大的租金。一直以来每个月都是成千上万的在倒贴钱。”店长王燕安这样告诉记者。

　　为了维持运营，书店成立3年多以来，单向街出版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再版)、《中国纪事》、《苏丝黄的世界》等七本书。许知远说，所得的全部版税都已经捐入日常运作，每年13个股东还得把大约十几万的亏空补上。

　　谭旭峰告诉记者，店里每周只有几千块钱的进书款，很多好书都买不齐。为了把经营成本压缩到最低，店里拿工资的员工只有五个人。但即便这样有时连工资都有困难。“那种苦都没办法跟人说，有个进书的同事，刚当父亲，可连孩子的奶粉都买不起。刚开始大家都有热情，但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吗？”

　　在店长王燕安眼里，老板许知远是一个“一直坚持理想主义、很脱俗”的人，她嘱托说，“搬家，老板是最无奈的，这背离了他的初衷，他未必愿意和你谈。”当记者拨通许知远的电话时，他说，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也蛮以为耻的。”

　　许知远承认：“这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组织、松散的群体。我们都是不懂得经营的人，读书这个很纯粹的事情遇到这么多的商业的现实的问题，我们个人的财力确实有点应对不了了。”当初的13个股东一时性起开了图书馆，在他们眼里这儿只是给同好和自己看书的地方，盈利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每个人都忙自己的工作，没有投入精力管理。3年来主要的工作都由店长王燕安来执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那么理性，燕安充满热情，喜欢这个店，我们就认为她是合适的。”当记者对书店的运营能力表示质疑的时候，许知远这么回答。“我们的困境在于这一个大家都不读书的年代，读者空洞的同情、抒情方式的支持并不能带来实际的意义。大家都喜欢这个公共空间，但来一趟更像是装饰性的郊游。”

　　依然有关心书店的人出谋划策，“改用志愿者形式”、“开通网上书店，增加销售渠道。”王燕安告诉记者，这些方法一直都在进行，“淘宝开店3个月来，卖出去的100余本书，利润微薄，志愿者帮忙，也不能解决完全不盈利的局面。单向街先天不健康，现在的出路只有一条，自己造血。”

　　万圣书园凭借醒客咖啡来贴补经营，三里屯的老书虫得益于外国人的消费。人文书店靠卖书都得亏本的。王燕安也跟火爆的光合作用书店做过比较，“他们的利润主要是美容健身、儿童、英语三大块图书。我们经营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也就只能卖出去十几本。”

　　2009年初，王燕安开始四处寻找单向街的下一个安家之所，最终蓝色港湾看中了单向街的品牌价值,承诺3年内全免租金。她盼望新店将来做场地租赁、咖啡厅、二手书市、餐饮、出版、杂志……

　　记者采访了蓝色港湾市场部了解到，在谈判的初期阶段，单向街做了一份非常打动他们的提案，标题就叫“单向街＋蓝色港湾＝塞纳河左岸”。新的单向街书店将被安排在租金最高的“品牌街”，跟UGG、GUESS等大牌做邻居。“我们希望单向街蓝色港湾店成为一个高端的读书、聚会的文化场所”，这是他们官方的说法。

　　从理想图书馆到商业区的人文书店，单向街的成长还将面临更多的未知。

　　◎文/杜晋华 本报记者 陈七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