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进退作协已成平常事——

　　文学才进入了常态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2009年新会员名单，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以85岁高龄赫然在列。几乎与此同时，享有“童话大王”之誉的著名作家郑渊洁高调退出北京市作协。一进一出，饶有趣味，引起各路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作协再次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有媒体指出，如今的作协，已经成为一座“围城”，外面的想冲进去，里面的想冲出来。毫无疑问，与当年的辉煌和荣耀相比，如今的各级作家协会处境已经十分尴尬，其影响力和权威性都已今非昔比。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围城”内外进进出出的又是哪些人呢？

　　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对当代文坛还算略知一二。但是，仔细研读了这份新会员名单后发现，除了金庸、当年明月、笑看云起等少数作家外，大多数名字都是陌生的。不光对我是这样，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是这种感觉。这起码说明有两类人还在对加入作协感兴趣，一类是刚刚出道不久的文坛新秀，虽小有成就，但还不足以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尚处在“业余爱好者”阶段。对这些人而言，如何获得大家公认的作家身份，扩大自身影响力，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是当务之急。于是，加入作协就成为这些人理所当然的选择。今天的作协，影响力和权威性虽然降低了，但它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首先，它是一种专业性团体。目前，在这个领域内还没有哪一个团体或社团组织能够达到作协的规模和地位。遍数当代文坛上的众多著名作家，有几个不是作协旗下的会员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协潜在地就具备了“身份认证”的功能——而这种“认证”恰恰是“新手上路”时迫切需要的。其次，它是一种体制内团体。体制内属性决定了作协在创作资源分配、作品出版和宣传、评奖制度等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话语权。或者退一步说，如果我们把现时代的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那么，各级作协掌握着主流文化领域内的许多资源。这使得作协同样对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新兴作家产生诱惑力。

　　与这些文坛新秀相比，金庸等入作协当属另外一种情况。在这份新会员名单中，金庸自不待言，公认的武侠小说大师；当年明月，凭借《明朝那些事儿》早已爆得大名；笑看云起亦在网络写手中堪称翘楚。将“功成名就”用在这些人身上似无不妥。但是，在我看来，确切地说，这些人是“功虽成，名未就”。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基本都是在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之外成就风骚的。我所说的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指的是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以纸质为主要媒介、相对精英化的写作路向。在许多人看来，武侠小说作家、网络写手等与我们心目中公认的作家称号还是有距离的。这与我们在传统观念影响下的文学认知有关，也与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作家的身份定位密不可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作协这样的组织恰恰就是传统文学创作模式的集中代表，是“真正”作家的集散地。所以，在我看来，这些在“旁门左道”(没有贬义)上大红大紫的作家加入作协，不在于争取资源、获得发展空间，实现人们心理认知中的身份转换的意义可能要更大一些。说白了，不差钱，要的就是个名份。

　　那么，在一些人加入作协的同时，谁在退出作协，谁有资格对作协说“不”呢？粗略说来，三类作家。第一类是转行他做，无意继续在文学圈混的，作家洪峰当属此类。第二类是已经名利双收、不再需要借力于体制的一些“大牌”作家。这些作家虽然此后仍将以文学为业，但是，他们已经在市场中站稳脚跟，成为赢家，所以，他们依靠的是市场而不是体制。比如郑渊洁，几年来一直雄踞“作家富豪榜”的前列，每年版税近千万。拥有这样的资本，对作协说“不”自然就有了底气。并且他们明白，自己的读者并不会因为他们本人退出作协而流失。第三类的情况要相对复杂。他们虽然在文坛已经颇具影响，但并不是市场的宠儿。这类作家退出作协，多是看不得作协内的某些不正常现象，索性一退了之。作家李锐、张石山几年前双双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李锐退出中国作协，据说就是要远离“名利场”。当然，今天，“炒作协”现象之所以能够发生，离不开一个大的时代语境。在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获得自由空间，体制的约束力明显松动的时代，作协的威权日渐消解。时光倒退三五十年，这种现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其实也昭示了一种时代的进步。

　　对一个作家而言，加入作协或者退出作协，本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与一个记者加入或退出记者协会当无本质区别。但是近几年，类似事件却频频具有轰动效应，甚至上升为一个个文化事件，为什么？可能还是与我们对作协的定位有关。在许多人看来，直到今天，作协仍然是一种体制化的象征。这导致我们今天对它仍然抱有成见。于是，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加入作协就被解读为“皈依”。而另外一些作家退出作协则被视为一种“决裂”。我想，只有当类似事件归于沉寂，不再成为新闻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才真正走上了正途，进入了常态。

　　□杨利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