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围城”？

　　在网络调查中，大多数写作者声称他们不会为了进入作协而写作，对于作协这座原本神圣的作家殿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他们普遍认为，读者比作协要重要得多。

　　撰稿·何映宇(记者)

　　一石激起千层浪，2009年，自湖北省作协宣布网络作家的入会门槛引起热议之后，郑渊洁退出作协和金庸加入作协这一出一进的新闻，又将作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体制——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曾几何时，加入作协意味着一位写作者终于获得了承认，意味着无尚的荣誉，可以堂而皇之地称自己是作家。而郑渊洁——以及之前夏商、李锐的退出作协——则让作协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作家能否以独立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

　　郑渊洁退出作协被认为是作协影响力“事实上”衰退的象征。在此之前，湖北省作协降低门槛的举动已招致多方质疑。这是为了向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打开大门，还是要挽救作协越来越老迈的公众形象，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

　　作协的光环正在逐渐黯淡，其结果是让文学成为文学本身，还是文学正在退出公众的视线？作家协会正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作协降低身段的举措似乎并没有引起网络写作者的多大兴趣，在网络调查中，大多数写作者声称他们不会为了进入作协而写作，对于作协这座原本神圣的作家殿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他们普遍认为，读者比作协要重要得多。

　　作协的用处

　　对于中国作协是否能够代表中国作家的水准的问题，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基本上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他说:“德国作协没有专业作家，不会出现作家拿工资的情况。作家应该是独立的，当然如果有一个协会帮助作家也不错。作协应该帮作家的忙，但是中国作协根本不帮好的作家的忙。中国的作协没什么用，只有差的作家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事实上，在现在的中国作协版图上，一批在国内公认为优秀的中国代表作家，却不仅是中国作协的会员，而且还在各级省市的作协中担任了重要职务。王安忆:上海市作协主席；张炜:山东省作协主席；苏童: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吕新: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扎西达娃，西藏自治区作协副主席……对此，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建华教授对记者表示，他对这些在作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的名作家能够改变大局仍然不甚乐观:“目前看不出会对大的体制造成影响，因为‘他们’只占极少数吧。”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有没有改变的愿望和权力，比如苏童就曾公开承认:“我只是挂名的。”

　　1949年7月23日，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北平成立，4年后，即1953年10月，全国文协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如果算上全国文协的历史，在长达60年的作协历史中，中国作家协会对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确定了一个基调。

　　这从作协的两份机关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的定位就可以看得出来。《文艺报》侧重于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人民文学》的办刊定位是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为主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从创刊号封面装帧设计上也可以一览无余，尽显国家领导人对这份文学刊物的绝对重视:封面和目录之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着毛泽东的坐姿照片，同时毛泽东还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显然，在当时，这是一份政治性很强的文学刊物。在早期的《人民文学》上，政论性的文艺评论以社论或专论的形式发表——周扬的专论《新的人民的文艺》就发表在第一期《人民文学》上——对于作家了解文艺界的政策及时转变方向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在新世纪到来之后显得越来越衰弱，作家对作协的依赖性也在降低。

　　是平台也是束缚

　　现在移居美国的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和世界华文小说奖得主西飏1992年加入上海作协，2000年加入中国作协。当被问及中国作协是否能为中国作家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平台和环境时，他对记者说:“作协制度存在已久，客观上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然，这个系统的运作，背后是国家的意志。但对我们多数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很难跟这个系统没有任何关系。比如拿对作家发表作品很重要的文学刊物来说，它们大多都是由国家和地方的作协主持的。这大概就是你说的平台吧。同时，也给作家们之间交流提供了环境。在我看来，作协系统是一个人为的系统，就像一个虚拟世界。它相对于日常生活是‘多余’的系统，它产生的结果也是泥沙俱下，但如果没有它，如今的很多好作家、坏作家，好作品、坏作品都不会存在。”

　　西飏觉得，有些作家从作协受益，有些基本上没得到什么帮助，不过多了个头衔。作协会员人数相当庞大，上海作协的人数早就过千了。这么多人，作协当然是无法个个照顾到的。从他个人经历也可窥见作协运作之一斑，他跟上海作协和中国作协都有过“密切”的关系:一，他曾经参加过中国作家协会为培养青年作家而举办的作家研修班；二，他也曾经是上海作协的签约作家，拿了几年创作津贴，却没有交作品。结果他去写了电视剧。“我想作家申请进入作协，首先应该觉得有利于创作。”陈建华斩钉截铁地说。但加入作协几乎成了一种荣誉性的行为，已经是圈内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意思的是，作家夏商退出了上海作协，却保留了中国作协会员的资格。李锐先生则退出了中国作协，仍然当他的山西作协专业作家。可见，他们对作协制度的态度也很矛盾。夏商承认，那一年，他因为在中国作协下属的权保会拿到了两笔稿费，所以出于“拿人家手短”的心理，而没有退出中国作协。而李锐则解释退出中国作协是因为“我觉得它离文学越来越远了……”，没有退出山西省作协，是因为“我不愿放弃写作和出版的权利”。

　　由热爱文学的祥子、三焦、火车等人在美国创立的“橄榄树”是网络上最早出现的中文文学杂志。现任“橄榄树”的主编马兰表示，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在体制外写作。他们的作品在网络杂志上发表，无需交纳会费，也没有严格的审查程序，一切以作品的文学性为最后的依归。“中国文学缺乏独立精神。”马兰对记者说，“往往容易被一个强大的力量所同化。你是依附于其中，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写作？话虽好说，其实真正地做起来，需要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勇气。”

　　国际笔会:一面镜子

　　虽然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多年，但西飏基本上和当地的文学组织没有太多的交流，他说见过地方上的华人，因为共同写作的爱好，自己成立作家协会，经常活动、交流，不过全是自费。

　　国际笔会也许可算是中国作协的一面镜子。1921年，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满目疮痍，许多富有良知的西方作家觉得他们应该组织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此时，有人提议，将英文“Poets”(诗人)、“Essayists”(散文家)和“Novelists”(小说家)三个单词的头一个字母抽取出来，用“Pen”这个词来命名一个新的国际作家组织，重新赋予“Pen”这个简单的英文单词以新的历史使命，于是，国际笔会成立了。国际笔会一成立，法国许多知名的作家纷纷响应，纪德、瓦莱里、茹尔·罗曼等名作家加入其中，担任这个作家组织主席的有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高尔斯华绥、秘鲁著名作家略萨、写出《推销员之死》的阿瑟·米勒等等，美国笔会福克纳奖得主、波士顿大学教授哈金先生对记者说:“国际笔会及其分会一直以来都秉承人文关怀的传统。他们曾经设立过一些专门的委员会，帮助那些因为坚持作家的独立性而遭遇困境的作家，体现了作家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使命感。”

　　在这方面，国际笔会一直有着优良的传统。二战时期，以提倡创作自由、保卫自由独立和人类精神财富为宗旨的国际笔会无法容忍法西斯轴心国的肆意扩张，造成的生灵涂炭，便首先开除了意大利的笔会中心，接着于1933年开除了德国笔会中心，1936年又开除了西班牙的笔会中心，理由是这些笔会中心背离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成为了纳粹和独裁统治的帮凶。1941年，在纷飞的炮火中，30多个国家的作家聚集在英国，就拯救人类文化和保卫作家创作自由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最后将会议内容整理成了一本激励反法西斯战线同志的文集:《在自由中的作家》。

　　哈金对记者说:“笔会的成员是没有收入的，只有极少数领导有很少的一点薪水。我们常常为笔会工作，为他们筹集基金。”按照国际笔会的章程规定，有一定成就的，“在文学创作的某一特殊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人数在20名以上，只要承认“国际笔会宪章”上规定的精神并承担它所规定的义务，就可以成立一个“中心”，即分会。不需要官方的批准。不过在中国，或许有些不同，“中国笔会中心”于1980年4月在北京成立，并于5月得到国际笔会的承认，作协主席巴金同时也是笔会会长。

　　而对于中国的现状，作家阿城发出这样的观点:“中国作协是部一级的单位，往下可以类推，省的，市的……中国哪有文坛？只有官场。”

　　对此附合者可谓“不少”。郑渊洁说:“作协的体制需要改革，作协不是一个政府机关，既然花纳税人的钱，应该接受人大的监督，应该把账目公开。当选了代表却不让去参加会，这对作协来说都是负面的。”

　　马兰也很好奇作协的经费来源:“全国作协一年花费财政多少资金？作协主席的级别相当于副部长吗？他们有秘书和配置的公用汽车吗？”

　　这是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不得而知。只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作家，无论他担任怎么样高贵的职务，最终还是靠作品来证明他的水准，任何外在的头衔皆为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