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其中朱镕基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在境外发表演讲和答问的全文，是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表。本版选摘的是朱镕基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1999年4月13日)。

　　中国政府代表团这一次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访问美国，我们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尽管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准备在美国被打得鼻青脸肿。我曾向尚慕杰大使请教，我怎么才能不被打得鼻青脸肿呢？他说，你要alwayskeep　a　smilingface(总是面带笑容)。但是我脾气很坏，要我装出笑脸，我是装不出来的。虽然没有装出笑脸，我仍然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因此，我觉得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保持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这样一个政策，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的政策。首先，是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大门，我很高兴今天能够会见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是民主党的卡特总统建立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然后是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进一步地促进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然后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通过成功的互访，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认为这种友好关系不但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也是有利于世界人民的。

　　这次，我们政府代表团在华盛顿和克林顿总统进行了非常友好和坦诚的会谈，我认为是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在加入WTO问题上，我们认为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双方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的谈判已经接近于完成了。据美国方面的有些人士分析，现在已完成了95%，照我看起来，99%已完成了。今天下午两点钟，克林顿总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他，在我经过的这几个城市，我跟许多的国会议员，跟许多的政府官员，也跟许多普通的美国老百姓谈话和接触。其结果是，我深刻地体会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我认为，他们都是赞成中美两国友好，赞成中国尽快地加入WTO的。克林顿总统回答我说，他跟我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双方商定，我们今天晚上还要发表一个新闻公报，宣布双方同意继续抓紧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双方将要在4月底前，在北京继续抓紧这个谈判。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达成协议，这个协议不但是有利于中国，照我看来，这个协议更有利于美国。作为一个工程师，我比我们美国方面的谈判对手更理解中国所作出的让步对美国人有多大的好处。我举一个例子，在电信产业的开放方面，中国过去是不对外开放的，这次我们决定在移动电话方面引进美国的CDMA系统。中国和美国来共同开发在中国采用CDMA系统，同时允许美国公司来参股25%到30%。我想这对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它的前景是极为广阔的。至于在农业方面中国作出的让步，你们在我们已经签订的《农业合作协定》上就可以看出来。这次我在华盛顿，和戈尔副总统共同主持了第二次中美环发会议的开幕式。我在会上说，中国目前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工程，中美两国在能源、环境保护和电信产业这些方面的合作会提供几千亿美元的市场。今天中午，我和美国的银行家共进午餐，在这个会上见到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我的老朋友，我跟他进行了谈话。我告诉他，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时候，我赞成AIG(美国国际集团)在上海建立它的分公司，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被某人指责为“卖国”。但是AIG进入了中国以后，不但使AIG在中国发展得很好，而且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向AIG学习了很多保险方面的经营管理方法，它们比以前发展得更快了。可是，让AIG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设立分公司的时候，还是遇到很大阻力，尽管我当时已经是副总理了，还是没能满足格林伯格先生的要求。他抱怨说，他已经从一个女孩子等成一个老太婆了。我们现在已经批准AIG不但在上海和广州，而且在深圳和佛山，都设立它的分公司。而且我告诉他，你稍微再耐心地等待一下，不要过多久，起码在你退休以前，你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设立你的分公司。请你们不要误会，我讲的是AIG，实际上指的是所有的美国公司。因此，我觉得现在不存在什么“中国威胁论”，应该把它改个名字，叫做“中国机遇论”。今天的午餐会上，一位银行家问我，美国金融方面的经验，你觉得哪一点中国是可以引进的？正如今天CNN的记者问我的一样，你能够从资本主义学到什么东西？我今天的回答就是说，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包括金融发展的经验，中国是可以引进或借鉴的。当然，这必须适合中国的特点，要有中国的特色。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跟你们美国的，被你们称为“拯救了世界经济的三位marketeers(市场管理者)”——格林斯潘先生、鲁宾先生和萨默斯先生进行了交谈。格林斯潘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建议说，你们应该把社会保障机构同国有企业分离。我说，我完全同意。他告诉我，你还必须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银行本身分开。我告诉他，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正在这样做。我刚才跟麦当那先生讲，日本人谈论了很久怎样建立bridgingbank(搭桥银行)来解决他们的坏账问题。我相信，中国的坏账比例没有他们那么高。但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他们建立了搭桥银行。中国参照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已经成立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银行的不良贷款分出来了。

　　美国前商务部长霍伯特·弗兰克林:美中未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达成最终协议显然是令人失望的。我高兴地得知你今天与总统先生通了话。在你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公开发言中，显示出对我们政治体制的深刻感受和理解。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或困难？

　　朱镕基:我非常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确实会在中国遇到困难。因此，我在这里跟诸位讲我们做了最大的让步，但是香港的报纸说，我到美国来就是给克林顿总统送“大礼”的。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对克林顿总统很不利，这会被说成是political　contribution(政治捐献)。但是老实说，我们确实是做了让步，而且是相当大的让步。是不是我们非要加入WTO，没有WTO我们就活不下去呢？不是这样的。我们谈判了13年，在这13年中间，中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还可以等下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让步呢？第一，我们是从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出发的。在当前，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对中国不高兴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达成这个协议，能够推动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推动由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建立的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第二，是由于邓小平先生所奠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对于加入WTO以后所引起的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市场所带来的冲击，现在的承受能力大大加强了。同时，中国人民的认识程度也大大地提高了。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只有引入这种竞争的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自己的国有企业发展，促进我们的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大前年，我跟乔治·费舍先生谈，请他的柯达公司来中国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某人第二次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了中国，大量地投资，促进了中国胶片工业的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最近在春节活动的时候来对我讲:“我以前错了。”我相信，今后我不会第三次被称做“卖国贼”了。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

　　霍伯特·弗兰克林:尽管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增长都会放慢，你仍然在推进多方面的经济改革。这些情况已经带来了失业的上升，而且这要求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鼓励更多的竞争。这种雄心勃勃的改革、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增长的减缓、失业的上升，种种汇集在一起，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挑战。你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朱镕基:确实，人口太多是中国最伤脑筋的问题。我访问了芝加哥的普通农场，跟普通的农场主进行了谈话，我发现他们每一个家庭所耕种的土地相当于中国一个农民家庭的1000多倍。但是，中国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付出了大量细致的劳动，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过去要好得多了。特别是，我们现在提倡农业产业的多样化，向加工、畜牧等等农产品加工方向发展，因此农民收入提高得很快。国有企业确实目前面临着一个失业的问题，去年年初，曾经有1000万国有企业工人失业了。但是由于我们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失业的职工，或者说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因此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经过我们的努力工作，在去年一年，已经有600多万失业工人获得了再就业，因此，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只剩下600万失业工人了，这600万人里包含新增的200万人，他们还享受着社会保障。我们这种机制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由于中国的第三产业极不发达，这里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我们并不担心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相反地，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当然，我充分地意识到失业和再就业问题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非常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可能就要下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