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6年，指挥大师克劳迪奥·阿巴多再次来访。前天晚上，国家大剧院欢声雷动，从亚洲各地赶来的乐迷们为一睹大师的风采而痴狂，但不喜欢大师称号的阿巴多，在悲剧感的音乐里，在一片崇敬的噪声中，没有返场。

　　王羽佳在黑白盘上，如小鹿般高低明暗撞出不同色彩的时候，阿巴多藉着他一手创办的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不动声色地砌着他的方圆，但分明是在逐步往上顶。往情绪的顶端越来越近，音乐几乎要超越了乐手们身体与能力的时候，普罗科菲耶夫的腹部抵着了一股忧伤。那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伤。

　　上半场的曲目结束后，王羽佳两次返场独奏，那时的阿巴多与她已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了：22岁的小女孩讲求速度讲求技巧地与自我较劲，她的姿态是拧着的，当然。76岁的指挥家是松绑了的，他不说话，少动作，甚至没什么表情。他几乎没使劲，他只是敞开着。

　　可是瘦削的阿巴多越是纯熟地磨出音乐的棱角，悲剧感越浓。很多年了，光算阿巴多在撒丁岛居住的岁月，也已超过了40年。当他一点点植下那9000棵树的时候，他一定有过无数太阳炙背的专注之下，无限贴近大自然的冥想时刻。当台下观众在暗处热闹时，阿巴多需要继续在明处思考，并编织时间以及空间的另一个维度。那是他在打散时空，然后构筑一个新的。无论刻意追求，还是无意碰到，作曲家与演绎者应该有过殊途同归的刹那。在那个世界里，情感用双手站立，那形而上的一切，全活了过来。乐手们彼此聆听———这更像很多很多个室内乐团在一起分享。

　　这次，阿巴多的重访很静态。他提前一周来京，却连演出当天的发布会也不现身，演出前倒是主动要坐地铁，从国贸站挤在人堆里，直到天安门西，再上台。他拒绝一切采访安排，却同意在四场大容量的音乐会后，免费与中国的乐队一起工作半昼。他还不喜欢大家“Maestro，Maestro”(大师)那样叫他。可是阿巴多所真正关注的，也许值得那许多许多“大师”们反省。

　　马勒的《巨人交响曲》。当你看着、听着他去繁就简的呼呼去留间，不需要埋进马勒创作的背景文本中，完全能感应到人生的虚无在他指间穿行。阿巴多在2000年时曾因胃癌动过手术，而这两年，他常常带着剩下的半个消化系统，将生命感浩荡的马勒交响曲们———这些浪漫派作品的冷灶余薪，带上台，同时也将不见底的灵魂深度灌输入了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中。他在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末乐章、马勒“巨人”里的“葬礼进行曲”中，都有过与创作者闪电相遇，与真实的时空抗衡的瞬间。只可惜，任它构筑得怎样密不漏风，甚至幸而灌装成了录音保鲜，一旦年代久了，声音就要变得沙哑如炒豆子；不“炒豆”不发潮的，使用技术保护过头，也一定会发硬，总之必然失真。于是，幻觉里的永恒，终究不超过一场音乐会，一个夜晚。

　　所以普罗科菲耶夫的腹部抵着忧伤。马勒也是。

　　但是他们还在尝试着，一首又一首曲子，一场又一场音乐会，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一辈子又一辈子。36年前来过的人，36年后再来，一切都还能接得上。指挥家一人一个时代，横亘眼前，真像是复古暴龙啊。但真的都还接得上吗？首演夜，我根据订票统计得知，从全国各地、亚洲各国都有好多人专程飞过来，他们要从现实里飞进一个打散了的时空———阿巴多出场时、以及谢幕时快要掀掉房顶的欢呼，有他们的一份。可终场时有份站起来喊叫的人，过后我也听到了他们像刚探访完历史主题博物馆那样去评论。对看热闹的人，起哄总是很容易。但你看，“巨人”最后一阵振聋发聩后，原本就瘦弱的阿巴多像在疾风中，晃了几晃。谢幕时，阿巴多循例走上来又走下去，但他面对朝他发出的崇敬噪声下，竟然显得越来越虚弱，飘得越来越远了。他终究没有返场。

　　□张璐诗(北京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