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江阴要塞

　　1949年4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组成西突击集团，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和东突击集团，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湖口的五百余公里战线上发起总攻，一举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多月的长江防线。

　　1949年8月，邓小平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豪迈报告：“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江南地下党”是怎样配合我军“渡江作战”的？王征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天亮时分，滚滚长江，万船齐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线渡江，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执行我的命令，先是放射撤掉雷管的假炮弹，然后宣布起义，指挥大炮掉转炮口，向国民党军射击，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四处溃散，国民党狂妄吹嘘的‘长江天险’被我军迅速突破。”

　　4月23日，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

　　同日，南京解放，红旗插上“总统府”。

　　毛泽东闻讯大喜，笔走龙蛇：“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回眸】

　　“天晓得，要塞的炮一声没响”

　　“大哉长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吴，北带九河，汇百川而入海，历万古以扬波……”从来就是水阔流隔的天堑。所以，历史一走进1949年的早春，日暮途穷的南京当局就为国共和谈定了一个“两分天下”、“划江而治”的基调。这用“代总统”李宗仁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蒋介石一边下野“引退”，一边在溪口老家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开会，要求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东西两大战区，并强调指出：“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为中心，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长江上空战云密布，时任我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的王征明奉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扬帆之命，为策反江阴要塞抵达淮阴。

　　江阴是长江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突出，早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便在江阴加紧扩修，从炮台升格为炮兵总台，以七十多门大口径火炮，七千多名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严密守卫着从张家港到黄田港、长达二十五公里的江防。

　　苏北区党委对江阴要塞的工作从1947年开始，江阴炮台的总台长唐秉琳和工兵营长唐秉煜是我华中大学教育长唐君照的弟弟。他们都是我党特别党员。还有步兵总队长吴广文也是我们的人。于是，中共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苏北指挥部司令管文蔚亲自挂帅，与十兵团司令叶飞对接，为王征明等人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从而确保六十里防区，至少有三至四个港口临阵倒戈，不对我军开火，不阻碍我军登陆。

　　经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包括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在内的三大敌军武装，均被我党牢牢掌控，要塞司令戴戎光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徒有虚名的光杆司令。

　　1949年4月21日凌晨1时许，我人民解放军十兵团二十九军的先头营，率先在江阴要塞射程范围内的长山北麓抢滩登陆。王征明回忆说，驻北岸八圩港的敌二十一军要求炮台给予火力支援，唐秉琳借口夜间观察困难，容易出现误差，要炮台减四百米射击，结果把国民党二十一军设在江北的一个指挥所打掉了，气得敌二十一军参谋长在步话机里破口大骂。午夜，王征明与王德容根据情况判断我军前锋部队已过江，王征明便以军代表的身份电令唐秉琳：“立即调转炮口，向敌军射击，配合我军渡江。”唐秉琳心领神会，按照既定预案，派王刚、李容友剪断通往外部的电话线，打出拆掉雷管的炮弹，黎明时分命令总台向南闸二十一军打了两炮，造成敌军大乱。戴戎光气急败坏，说要军法从事，杀了唐秉琳的头。起义官兵反将执迷不悟的戴戎光当场拿下，直接押送至我二十九军军部。

　　4月22日上午，蒋介石派专机接李宗仁、何应钦、张群去杭州见他。刚上飞机，何应钦就对李宗仁说：“江阴要塞昨天晚上已经完了。”李宗仁吃惊地问：“怎么，不是说可以守住三个月吗？”何应钦沮丧地说：“天晓得，要塞的炮一声没响。”

　　当晚，李宗仁、何应钦等由杭州飞回南京。

　　一回“总统府”，李宗仁就签署了紧急撤退的命令……

　　【钩沉】

　　“举三堆烽火为号”是谁提出的

　　王征明的回忆是，出发前，“兵团首长”令称“我大军21日渡江”，叫他必须“立即过江南去”。而“一俟江南布置就绪，就在大山上举三堆烽火为号”是在过江前“二十九军参谋长梁灵光提出”的，“接头联络的地点”是王征明“同渡江先遣部队张宜友师长”商定的。王征明表示，具体指令都是过江前首长当面交待，由他带到江南，并要求他“一面对兵团负责，一面对下面负责”。

　　【口述】

　　“你们打的什么炮？这是打的欢迎礼炮啊！”

　　口述人：王征明

　　1949年3月，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扬帆打来一个绝密电报，说是要对江阴要塞进行策反，要我火速南下。我就由济南乘火车到徐州，再换卡车赴淮阴，扬帆在淮阴等，带我去见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和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陈、管两位在一间坐北朝南的大瓦房里跟我面谈。陈丕显向我详细介绍了要塞的人员配置和当下情况。管文蔚说整个要塞有各种火炮七十多门，兵力大约有七千人，要塞的参谋长王德容、炮台的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的营长唐秉煜、步兵总队的总队长吴广文都是我们的人，指示我们在要塞起义两小时后过去。当前要特别注意不能暴露，不准盲目行动，要服从隐蔽，不发展党员。我们还同华中工委早就派去江阴活动的政治交通员吴铭见了面，了解了一些最新动向。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由华中工委直接领导。我和苏北行政公署公安处的侦察科长江华用电台同陈、管两位首长直接通报。

　　3月底，为了配合大军作战，我们划归十兵团领导，叶飞司令员在司令部亲切地接见我。吃饭时，他直率地告诉我，是粟裕司令员亲自点我参加这场战斗，我听了大受鼓舞。

　　为了先将要塞炮台的一些关键部门掌握起来，我建议多派一些骨干过去。叶飞司令员和韦国清政委就选调了二十九军的团长李干、营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等四位同志来我处报到。随后几天，我对他们进行了培训，教他们如何应酬。晚上我还查铺，看他们说不说梦话。

　　4月15日，我接到了叶飞司令员的一封亲笔信，信上说：“征明同志，来信收到。我军行动已推迟到本月20日以后，可告吴铭。因此你暂时不必南去，再等 3、4天去更好。同意吴铭来信所规定的联络信号，信号要在行动的时候采用，以免暴露。请告吴铭他们，不要心急，不要松懈，按照我们前天所谈的告诉他们去做。保持交通关系最要紧，但在这几天内，如有特殊情况，交通不要太频繁，可适当减少一些。”

　　4月17日，兵团首长来令，大军21日渡江，我必须立即过江南去。当天晚上，明月高悬，天朗气清，我的渡江没有成功。第二天晚上，江面上大雾弥漫，云层厚重，一切都很顺利。船行至浅滩，我们跳下船趟着齐腰深的水登岸，刺骨的江水冻得我紧咬牙关，攀上岸时下半身都是泥水。

　　天亮后，唐秉琳、唐秉煜等人都来见我。我跟他们开会研究起义事宜。情况瞬息万变，我们冷静应对，一一化解危机。

　　20日子夜，次日凌晨，我军强渡长江，我在游炮团给唐秉琳挂电话，拉高嗓门大声下令：“我人民解放军已经全线渡江，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你们立即调转炮口，向敌军射击，配合我军渡江，时间紧迫，不得延误。”接着，把话筒重重一摔，对王德容说了声“走”，一起走出前沿指挥所，在场的国民党官兵无不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我就是要敲山震虎。总台先发制人，举行阵前起义，估计要塞内部必然瘫痪，而只要要塞和南京的电话联系中断，就会加剧敌人的慌乱，加速国民党军的全线崩溃。唐秉琳、李干等迅速行动，暗中控制了戴戎光，接连发射撤掉雷管的假炮弹。戴戎光看到炮弹没有爆炸，气急败坏地说，“ 你们打的什么炮？这是打的欢迎礼炮啊！”唐秉琳命令大炮掉转方向，举行起义。

　　我跟王德容从前沿指挥所回到游炮团团部，发现团部已撤回黄山炮台，就去早与二十九军师长张宜友约好的联络点。因为到得早了一些，开始没有接到。但往回走时却遇到了二十九军先头部队的另一个团。这时国民党军的飞机在上空盘旋，胡乱扔下两颗炸弹，地面上顿见两个大坑。

　　我和王德容回到黄山炮台已是中午时分。当天三野特种兵纵队司令陈锐霆到炮台视察。我和唐秉琳陪同陈司令巡视要塞炮位，陈司令指示：“你们要继续监视扬子江上游企图东逃的国民党兵舰。”我就又和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等开了一个会，商量对策。我还和吴铭、李干、徐以逊、陆德荣等人开了一个会。

　　把解放军引上黄山的是陆德荣和徐以逊。一个陆德荣，一个徐以逊，分别接应了一支部队上山。活捉要塞司令戴戎光的是李干、吴铭、唐秉煜和徐以逊接到的二十九军营长丞民等。戴戎光被他们押送到了二十九军军部。(叶孝慎 梁建刚 郭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