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是为了握紧未来的“钥匙”

　　———陈晋新著个性解读中国大事件

　　●高端访谈

　　陈晋是个大忙人。从他同意接受采访到采访成功,一直用了一个月时间。因为他一会外出讲课,一会又是会议、会客、调研等等。时间总是一推再推。其实,忙碌正符合人们对像他这样在中央“智库”中工作的人物的想象。陈晋也是低调的。尽管他一再地参与了各种主旋律题材的电视纪录片,例如担任《大国崛起》总撰稿等等曝光度极高的工作,自身著述甚丰,但是,他接受媒体的采访却寥寥,所有一切关于他的信息,均是有板有眼的“官方发布”。就像我们的这次采访,看了采访提纲之后许久,他最近还是决定书面答复我们的问题。于是,在他的新著《大时代的记忆和脉络———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出版不久,有了这次采访。

　　记者:您最近出版了《大时代的记忆和脉络———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写作缘起。

　　陈晋:我在后记里说了,这本书绝不是刻意为之的历史专著,是多年来围绕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的一些话题所著之文,逐步积累起来的。中国和世界在20世纪剧变之多,之烈,恐怕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世纪。随兴拈来一些话题写作,都不会遭遇文思枯竭的尴尬。恰逢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结集出版这本书,很属自然。

　　记者:不少人对献礼片或献礼图书印象都是比较刻板,您如何让自己的著述体现个性化的色彩?

　　陈晋:献礼片或献礼图书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必然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重大纪念日常见的一种文化仪式,效果是凝聚和证明,审视和总结。当然,这种仪式,可以由不同的人来做。如果代表国家或权威单位来做,当然要庄重、严肃和规范一些。如果是个人来做,就不一定那么讲究了,总会是个性化的。因此,我认为任何个人的献礼著述,都会是个性化的,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化特点而已。

　　记者:可以作为民族精神印记的事件有很多,例如这些年在海内外大热的西南联大,您为什么不选择这些而是选择五四、长征、抗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这些大家在中学历史课本就学过的事件或者说节点来叙说呢?选取这些事件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一个是,任何研究者,都有自己比较熟悉的或比较感兴趣的领域。比如你说的西南联大的文化现象,我就没有研究过。一个是,一些事件或者说节点,之所以成为历史教课书的内容,恰恰是经过岁月的淘洗之后,它们成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关节点,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我们不是按教课书的模样来复述一遍这些关节点,就可以展示历史和文化品位的空间。因此,我觉得关键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

　　记者:您曾写过一句话“后人不尽的怀念,其实都是依据时过境迁的背景,提出自己的愿望,寻求自己的使命”。回望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握紧未来的“钥匙”。您书中提及的这些历史事件可以说一直都未间断地被人提起,您觉得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将这些历史再次提起,对中国当代的发展有何新的启迪意义?

　　陈晋:学术界有句俗话,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和引用。极端实用主义的理解和引用,是把历史的研究和解释比喻为任人打扮的少女,把它庸俗化,似乎历史不存在其本来的模样。这方面,“文革”时期的批判史学,曾吃过亏,有过教训。比较合理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把历史看作一部前人的精神、经验、智慧和知识的百科全书。后人的研究,无非是不断地积累性地为这部百科全书的辞条作新注,或者说写新的释文。对新的释文的要求,首先是要符合历史的实际,也就是说要依据新的角度、新的材料、新的观点,对过去的释文进行修正或补充。所谓新的角度、材料和观点,自然都是当代人拥有的或发现的,都有一个当代背景,当代价值,当代学人的使命意识的问题。所谓历史学的发展,动力和源泉或许就在这里。否则,司马迁写出《史记》以后,后人就没有必要再去琢磨上古到汉代的历史了,有了“旧红学”就不必有“新红学”了。顾颉刚考证大禹是一条虫,也是与当时社会的怀疑精神在历史学领域延伸出来的疑古风气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书中讲到回望历史,常常是为了握紧未来的“钥匙”。而我在书中回望的历史对象,虽然常被人提及,但角度和写法,却是个性化的。

　　记者:例如?

　　陈晋:比如,您此前在提问中已经讲到的,书中提及“人们对五四运动及其精神的理解就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从中国共产党的纪念主题角度看,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的时候,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949年五四运动30周年的时候,强调的是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主题。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的时候,强调的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提倡思想解放。各个年代的纪念主题,实际就是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由此,我在书中说,这些主题“和五四运动本身仿佛若即若离,看起来缺少‘形似’,细究却有一种内在的‘神似’。这相似的‘神’便是为了社会进步,人们对自身的现实使命和肩负起这一使命的途径的定位。在中国历史上,有幸被如此纪念的事件并不多,这无疑是五四运动奇特不凡之处。”结论是,“五四之所以永恒,恰恰在于它的精神溢出效应”。

　　记者:您在“开国气象”一章节中梳理了建国前后中国人民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出现了许多影响未来发展命脉的事件和人物。新中国已经成立60年了,您怎样看待您描写的那些事件和人物?

　　陈晋:的确,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今天社会的结构和模样,今天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情况相比,变化之巨,进步之大,是无法言说的。新中国成立前后人们做的一些事情,推出的一些社会政策,有不少在今人看来,几乎是难以理解的。但历史的逻辑恰恰在于,今天我们怎样看前人,后人就会怎样看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与事件呢?我想正确的历史态度应该是深入分析那个时候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些事情难免那样做,做了以后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有些事情可以不那样去做,但为什么又那样去做了,留给我们什么教训；有些事情,前人也开始在做,由于条件的变化,我们今天做得更好了。只有这样平心静气地分析和描述历史,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来。为此,我在“开国气象”一章中,专门写了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1953年提出“统购统销”,由此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老百姓过日子用粮票、布票的决策过程。他当时曾提出8种方案来解决粮食紧缺问题,反复权衡比较各种方案的利弊,最终选择了“统购统销”,可见选择之艰难,绝不是因为有更好的办法弃而不用。

　　记者:您这本书的写作特点,跟您所参与拍摄的《大国崛起》等电视纪录片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背景,小细节”。现在也有很多类似的政史书,写得却不那么吸引人,您觉得怎样才能让这一类严肃的内容富有感染力,让人们想要去主动了解这些历史。

　　陈晋:应该承认,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总是从党的领袖人物的生平思想角度来研究现当代中国史,要做到生动活泼,确非易事。除了修养学问方面要有积累,恐怕也有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所谓思想解放,就是不要以为自己的说法无一字无来历,都有文件依据,充斥大量引文,才算是好文章；不要以为,什么事情都讲全面了就是好文章了。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反对党八股,今天人们说马克思主义不光要中国化,还要大众化,都是在反对刻板的文风,提倡思想解放。文风的束缚,根本上是思想的束缚。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如果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的基本判断,文风上也就只能停留在文件语言的表达上面。这样做的结果,根本上是心里没有读者,是下决心逼着读者宁肯去读文件也不会读你的书。所以,在本书中,我专门把自己创作一些领袖人物和重大题材的电视文献片的体会,集成一章,标题就叫“让历史和人物鲜活起来”。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算是一点希望和自勉:“把握个性,才会叙述故事。坚持真实,才会拥有感动。有了思考,才会激活历史。”也就是说,党史研究和党史著述,既要有科学理性,也要有文情翅膀,要有对细节的敏锐把握。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主动地想去了解这些历史和人物。当然,《大时代的记忆和脉络》也没有完全做到这样,但也算是在这个方向上付出了一些努力。

　　《大时代的记忆和脉络———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　　陈晋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多年来从事毛泽东和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以及电影电视文献片撰稿。著述和电视作品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金鹰奖、电影华表奖等。

　　本报记者陈小庚

　　实习生王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