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的名义

　　——四野南下工作团组建始末

　　革命起点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特别指出: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在入关南进过程中，向中央提出了在平津地区吸收知识分子作为准备接收和管理新解放区的干部的请示。12月9日，中央从整体部署，拟定了《关于吸收平津地区知识分子的方案》，电复第四野战军，并致电有关野战军和华北、东北局。

　　1949年1月，随着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向南挺进，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解放区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决定，批准第四野战军直接领导建立“南下工作团”。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任总团长，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和邵式平任副总团长，林一山、张平凯分别任总团正、副秘书长。下设三个分团，由从军政单位抽调的高级干部担任领导。

　　南下工作团成立后，随即进行招考的准备工作。为慎重起见，特地组成了以陶铸为主任的招考委员会。南下工作团主要吸收平津地区大学生和部分高中学生，强化训练。这可追溯至1939年12月1日，抗日战争尚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党中央就曾作出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月24日，南下工作团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等报纸上刊登了招考启事和招考简章。清华大学从2月24日至3月1日，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便有1000多名学生报名，约占在校生的三分之一，有的全班同学都报了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华北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中国大学、中法大学、铁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院校的学生争先恐后报名，场面热烈。

　　许多中学生也不甘落后，有些不够报名年龄的初中生，再三请求准予参军南下，为了达到目的，有的甚至高报年龄。父母送子女、夫妻齐报名、师生同参军的动人场面不断上演。这是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北平又一次青年学生大规模参加革命活动的壮举。

　　南工团团员王应常曾回忆说:“我躺在明斋二楼宿舍里的铁床上，仔细咀嚼着这场发生在九州大地上的伟大历史变革。突然，一个新的想法在脑海里涌现，伴随着全身一跃而起，凝聚为两句话，从口里喷薄而出:‘我要参军南征，这书不能再读了！’我找到经常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的多位系友交换看法，大家心里都有了共鸣。”不久，传来中央批准成立南下工作团，准备吸收近万名青年参军南下，解放和接管长江以南广大区域的消息。这时，王应常与同学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日后，王应常回忆说，几年来心中一直存在着的当学者还是完全投身革命的矛盾斗争，在这时一下子解决了。

　　南工团团员谢鸣第曾这样回忆说:“那时在我们这些小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着一种浪漫的想法，即‘革命都快成功了，还没有参军、打过仗，太令人遗憾了！’基于这样，我们提出了随军南下的要求。”

　　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平津地区知识分子，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他们当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地下盟员(民主同盟成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骨干、积极分子及一般参与者。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状况，虽然各不相同，或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从整体上、本质上来讲，他们爱国热情高，革命正义感强，文化水准较高，思想敏锐性较强，进取精神很高，接受能力较强。具有这“三高三强”特点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当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一经点燃他们的思想之火，他们就会在人民革命事业的火热的斗争面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革命洪流

　　经过分期分批考试，平津两市近万名青年学生(文献记载是8600人，但有人认为南下过程中又曾吸收过一些青年)脱去各式各样的西装、长衫、旗袍和裙子，一律换上了草绿色的军装，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团员。

　　老团员梁思美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自己是满腔热忱，有一种献身精神。父亲不让我去，我就跟他顶嘴，说:你让你的学生参加革命，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革命。女儿后来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出生在湖南而不是在北京。她不知道我们当年作为热血青年的选择。”

　　“下江南，下江南。取京沪，夺武汉，打到两广和福建，解放那同胞两万万……”这是当时北平学生中传唱最多的歌曲之一。据说，傅作义对青年学生踊跃参加革命的热情非常不理解。他曾问陶铸:“解放前我用美援的白面、奶粉供养北平的大学生，但他们还要反饥饿。我用中校军衔政治教官的优厚待遇招聘他们，也没人肯来应征。可是共产党来了，给他们吃高粱小米，大学生们不但不反饥饿，反而大批脱掉西装，打起绑腿，跑到你们部队甘当普通战士。这究竟为什么？我真想不通。”

　　南工团总团团部在北平东四头条华文学校内办公，每天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陶铸看到青年学生热情参军的情景，十分喜悦，经常到大门口看看报到的情况，帮助他们拿箱子，带领他们办理入团手续，问长问短，并经常深入团员之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及时帮助解决学习、生活及思想上的各种问题。

　　南下工作团第一分团是最先组建的单位，前身是热河整训第四师第十五团和为部队培训政治干部的原东北野战军的政治教导团。赵卓云为团长，钟平为政委。下设秘书处、教务处、总务处和四个大队。3月12日，第一分团第一大队率先在华文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四野政委罗荣桓到会讲话。继而，二、三、四大队分别于3月18日、21日和4月3日完成编队，随即于4月8月齐集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

　　对城市青年学生来说，到南工团后首先要过生活关。有的地方住宿条件比较差，有时连床都没有，有的只是八九人席地而卧的大通铺。吃的是小米饭和高粱米饭，很少有新鲜蔬菜，都是从东北带来的干菜，有西葫芦、南瓜、茄子、豆角等，一个小队十几个人围着一个菜盆蹲着吃。“主食是高粱米，焖得很硬、不易消化，多数人吃不惯。陶铸得知这件事后，让炊事班再做高粱米饭时中间放些大芸豆，焖的时间长一些。有人说，我们胖了，精神了，谁也没想到那难以下咽的高粱米还挺养人的。”

　　老团员们都说，虽然军营的生活很苦、很累、很紧张，但是大家都能自觉地接受改造，决心过好革命的每一个关口。

　　南工团青年工作队团员李文水日后这样说:“那年3月，我是经清华大学地下党的同志介绍参加南工团的。刚一发军装感到特别高兴，没想到上衣快到膝盖了，裤子也得卷几层，像个‘拉拖兵’。后来发腰带和绑腿了，把皮带往腰上一扎，衣服也不显宽大，人也神气多了。可是女同志都不愿打绑腿，觉得太土，打不好一跑步就往下掉。队领导耐心教我们打绑腿，讲它对行军的用处。不久，我们就学会了打绑腿，出操行军也轻快多了。”

　　南工团生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除发些极简朴的生活必需品外，每月只发极少量的零用钱。有些团员回忆说:“那时候没有什么薪水观念。参加革命还要什么钱？”一身军装、军帽、军皮带、裹腿，英姿勃发。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南工团团员十分自豪，有的还特地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行军礼的照片，寄给远在家乡的父母，还在背面工工整整地写上“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字样。

　　革命熔炉

　　194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闻天(洛甫)在华文学校作《关于群众路线的问题》的报告。当时，张闻天刚从河北平山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路经北平回东北去，临时被请来给南工团团员作报告。温文尔雅的张闻天，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一套灰色的布中山装、一双黑布鞋。他站在南工团团员围成的大圆圈内，老友相叙似地娓娓而谈，谈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应该怎样走群众路线。

　　作为来自旧中国的大中学生，当时对解放军的一切还比较陌生，刚参加革命队伍也不懂什么叫“群众路线”，在思想作风上表现较多的还是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教条主义，重视的是书本知识，轻视实际工作，很少接触实际和群众。张闻天那平易近人的形象、通俗的语言，深深感染着团员。他以几十年革命实践的切身体会，亲切地同团员们谈怎样深入实际和到群众中去，拜群众为师，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

　　4月，陶铸作《中共经过28年的奋斗取得接近全面胜利的原因》的报告，在听陶铸作报告时，团员们感受到他对青年学生思想、学习、生活非常了解、关心和爱护。团员们心里想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陶铸总是了如指掌。作报告，陶铸总是针对团员们认识上的主要“疙瘩”作深入浅出的、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解答，使人心悦诚服。常常是台上讲完一个问题，台下立即引起发自内心的欢笑，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5月16日上午，周恩来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向一、三分团的全体团员作《关于革命青年的修养及目前形势》的报告。他这样作开场白:“不用自我介绍，大家可能都认识我是周恩来。”一时间，台下气氛活跃起来。老团员陈瑞云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央的高级首长。解放前，大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就听说过周副主席的许多故事和传说，能同我们见面都无比高兴和激动。由于那天台上的麦克风总是嗡嗡作响，台下听不清楚。周副主席索性不用扩音器，走到台前来讲，整个会场真是静极了，连个咳嗽声都没有。”

　　周恩来不带讲稿，侃侃而谈，历时两个小时毫无倦意。在报告中，他论述了社会主义阵容的崛起，详细分析了革命形势和南下任务之后，又对团员们的思想给以认真的引导。他说:“你们当中有人认为南下犹如旅行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不能把革命看得那样轻松，还有很多困难。在南方不但有潮湿暑热的一方面，还要对蒋介石集团有足够的估计，如果思想准备不足，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惊慌失措，甚至丧失信心。”“你们要准备跌跤子、犯错误，也要准备受委屈。”“要准备困难的，争取最好的。”他语重心长，感人心肺。

　　谈到国内形势时，一位警卫人员给周恩来递上一份电报。周恩来便立即向与会的团员宣读了电报，说:“就在我开始讲话时，武汉已宣告解放。”这一喜讯激起了全场一片掌声。接着，周恩来告诫大家:“我们决不能像某些人传说的那样，会以长江为界，打出一个‘南北朝’来。我们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鼓励南工团团员要坚决南下，到新解放区去干革命，在革命大熔炉中锻炼成长。

　　7月15日清晨6时30分，朱德到达北京大学红楼前的民主广场，给一、三分团作《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报告。他起初身着一套绿色旧军装，讲话时脱去外衣，露出白衬衣。报告一开头，朱德就很风趣地自报家门:“我是朱德。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购买‘朱毛’的两颗头，我就是‘朱毛’中的那个‘朱’。”朱德讲:“数以万计的青年知识分子离京南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这座文化古城对知识分子来说有着特殊的凝聚力。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宁愿在这里穷困潦倒，不肯出走他乡。而今天大家却自愿离开这座古城南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壮举。”他接着讲:“历史上只有曹操号称百万大军下江南，实际不过80万，说百万是吹牛。今天我们也讲百万雄师下江南，这是实实在在的100万。大家就是100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过江时大家要当心，如掉下去一个就不够了，后人也会批评我们吹牛。”全场一片欢笑。

　　“今天大家参加革命很好，再晚一点就赶不上解放战争了。现在正是时候，部队和广大农村需要你们，特别是新解放区需要你们，希望你们坚决南下，愉快地走上岗位。”报告快结束时，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如果你们现在不参加革命，几十年之后，你们的儿子、孙子问起你们来——爷爷、奶奶，1949年解放全中国的大革命中，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到那时，你们怎样回答呢？可不要做愧对子孙的事啊！”

　　董必武作报告的那一天，天气很热。报告一开头，他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大家:“你们看看我像不像摇羽毛扇的那个诸葛亮？”大家顿时笑了起来。

　　李立三给南工团团员所做的报告是在北京旃坛寺。一开头，他就自我介绍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一段左倾路线，我就是当年推行‘左’倾路线的那个李立三！”话音刚落，大家善意地哄笑起来。待笑声平静之后，李立三接着说:“今天我为什么重提那个‘左’倾路线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吸取‘左’倾路线错误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不犯路线错误。”

　　从开学到分配工作的整个学习过程中，前来为南下工作团作过报告的党、政、军、学各界领导、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达50多人次。王婷记得在不长的时间里，仅在音乐堂就听过周恩来、谭政、陶铸、李立三、陈绍禹、谢觉哉、冯文彬、杨述等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虽然没有给南工团团员直接讲过话，但他先后给团员的赠言“忠诚团结，革命到底，今日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使广大团员受到极大的激励。

　　1949年7月18日晚，北平市各界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欢送南下工作团南下大会。在北平的团员6000多人全部参加，天津二分团还派来了代表。出席欢送会的北平市党、政、军、机关及各民主党派等社会各界共15000余人，盛况空前。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勉励大家准备吃苦，决心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紧密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讲话中勉励大家要勤勤恳恳、恭恭敬敬地向劳动人民学习，在工作中不能大意，要不骄不躁、虚心谨慎，把人民解放事业当做庄严的事业，真正对人民负责，有始有终地完成南下任务，坚定不移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十天后，第一批工作团成员启程，开始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南下岁月。

　　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