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今冬第一场大雪降落北京的前两天，京城迎来近2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他们或专注于文学与考据研究，或以出土文献和历史为专业，此行有一个共同目的——参加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年近九旬的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鲁惟一(Michael Loewe)、年过八十的德国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孔汉思(HansKüng)——两位享誉世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顶级学者，第一次相聚中国。

　　10月27日下午，鲁惟一风尘仆仆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他是所有海外学者中第一个抵京的。傍晚，当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告诉他，此次来京的有一个叫孔汉思的“大腕”时，鲁惟一笑着说，“我知道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孔汉思，比这个来头大得多。”当他发现，此孔汉思即彼孔汉思时，竟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翌日，作为第二位抵京的海外学者，孔汉思听说鲁惟一将出席大会时，同样难抑兴奋之情。

　　在为期3天的汉学大会上，由于研究领域迥异，除第一天主题发言外，两人在分论坛上没有交集，惟有当他们目光偶尔交汇时，两人才有淡然一笑。

　　闻听过对方大名，对彼此建树默默关注，却少有往来——就像来京前的那几十年一样，殊途同归的两位学者无意打破这一状态。一如两个身处“化境”的武林高手，似乎心照不宣地维系着一种真英雄间相处的最高境界——“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鲁惟一

    从破译日文密码到钟情汉学 机缘巧合改变人生轨迹

　　“不不，我不要咖啡，我喝中国茶。”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西侧的咖啡馆里，坐在我对面的鲁惟一说道。在将近40分钟的独家专访中，惟一老人时不时地品呷一口香茗。这位《剑桥中国古代史》主编、西欧第一流的简牍研究专家，第五次来到中国，而就在20多天前，他甚至都没把握一定能来北京。11月2日，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结束后第二天，是鲁惟一87岁的生日。医生本不允许年事已高的他出远门，但鲁惟一非常强烈地希望来中国。做完身体检查后，直到10月10日，他才得到医生确切的认可。所以，虽是第一个来到北京，但他却也是所有海外学者中，最后一个确认参会的。

　　出生于1922年的鲁惟一，1945年才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年轻时的他，在位于英国剑桥、迄今已有近400年历史的波西学校(thePerse School)求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Oxford)学习。若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年轻人也许会继续待在牛津，每天徜徉于美丽的查威尔河畔，直到完成学业。“当时，因为战争需要，英国政府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同时开设一系列课程，训练其破译日本军方密码的能力。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我成了其中一员。”鲁惟一告诉我，当时英国国内几乎无人懂日本文字，他们这批大学生的任务就变得异常艰巨……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时的机缘巧合，居然在未来半个世纪里，彻底改变了鲁惟一的人生轨迹，也成就了一位西方汉学大家。

　　“战事趋于缓和后，我发现自己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当我了解到一海之隔的中国文化才是日本的‘老师’时，我把目光投向了汉学。”鲁惟一对我说，即便是现在，在欧美一提起汉学——这一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在学术圈里立马会想到是门很偏的“古典学术”；而在近70年前的1940年代，汉学连“非主流学术”这样的提法都够不上。但凭着一股热情与好奇心，鲁惟一开始钻研起中国古代历史，并对古代汉语产生兴趣，“那时的我，对中国、对北京产生了无限的向往。”

　　汉简研究绕不开的人物

　　别看身为汉学家的鲁惟一很少说汉语，他却是剑桥大学著名的简牍研究专家。简牍文字以汉隶为主，且由于书写急促，大多呈篆、隶、草结合状态，即便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也无法看懂，更别说老外了；但鲁惟一却被国内学术界评价为“汉简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

　　自1945年以后，鲁惟一始终醉心于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51年，凭借对中国汉代历史的杰出研究成果，他获得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的最高荣誉奖。1963年，他在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同时，进入剑桥大学东亚系执教，直到1990年荣誉退休。

　　翻开出版于1965年的鲁惟一的博士论文《汉代行政记录》，在附录中已有“引用木简目录”，几十幅影印的简牍图版一一陈列于后。众所周知，简牍是中国古代使用墨笔书写的有文字的竹、木简牍的总称。在大规模使用纸张以前，简牍是中国最主要的书写载体。不少史学家将中华文明分为简牍时代、卷帙时代和印刷时代。作为中华文明的奠基期，简牍时代前后持续了上千年。据了解，即使是现在，在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几十名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中，从事简牍研究的仍寥寥无几。

　　“1960年代，当我开始从居延汉简着手简牍研究时，材料非常有限。那时，我无法去中国获得第一手资料，除了走遍西欧各国的图书馆外，我不得不借助日本学者来展开我的研究。”鲁惟一说，他熟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但为了逼近历史真实，他渴望看到最原初的第一手材料，而简牍为他打开一扇迷人的窗户。和其他学者一样，他也是对照古籍史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简牍，收集新的史料，据此提出观点。但同时，他还要学习中国文字和文化背景，付出的劳动几乎百倍于东方学者。“诸如‘御史大夫’、‘州牧’等中国古代的官衔称谓，像‘五行’、‘六艺’等技术性名词，还有日期、地名、度量衡等专有名词，对像我这样的老外来说，一开始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早在1960年代，鲁惟一就把学术触角敏锐地伸向了简牍，为自己的历史研究寻找更为扎实的实物证据。后来几十年间，在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和西方汉学界流行的各种理论有些格格不入，他更愿意在事实基础上进行考证。在此次汉学大会的主题发言中，他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更多讨论宏观背景下的理论问题与汉学发展趋势，而是围绕董仲舒和“儒学”问题展开，提出观点：“从《春秋繁露》和《汉书》等文献的比对，可见‘儒学’这一术语表明的思想体系，并非在西汉时就已存在，说这一思想体系产生于董仲舒的引导，也较难站得住脚……”这一论证，对台下近200名汉学家而言，也够得上“偏门”级别了。

　　鲁惟一告诉我，他喜欢研究历史，喜欢向读者描述历史的发展轨迹。“你知道，一些思潮兴起了，另一些事物消失了，这背后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相对历史本身，他更喜欢历史研究中各种观点的交锋，“因为这能让你变得更明智”。

　　从《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帝制中国》、《通往仙境之路》到一手编撰的煌煌《剑桥中国古代史》“秦汉卷(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即便已是蜚声世界的著名汉学家，鲁惟一仍表现出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谦卑之情。“对一个在欧洲历史、文学和哲学传统中接受教育的西方人来说，胆敢撰写关于中国汉代知识发展的论著，似乎有些冒险。”他把自己关于秦汉史研究的所有学术成果，形容为“为一般读者撰写的易读之作”。

　　五次中国行惊讶变化大

　　194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21世纪……算上这次汉学大会，迄今为止鲁惟一共来过5次中国。第一次是在解放前的1947年。“当时，北京还被称为北平”，鲁惟一就是在那时，有了中文名字。一个在英国领事馆工作的秘书，根据英文发音，一笔一划写下“鲁惟一”三个字，这个名字由此伴随了其大半生。此后6个月里，鲁惟一拜师学汉语。中国老师是个45岁上下的中年男人，留着用来蘸墨水的几厘米长的指甲，每天不管这个远道而来的英国小伙究竟“消化”了多少，只顾讲他的《道德经》和《论语》。半年后，鲁惟一返回英国。

　　1974年，在西方汉学界已颇有名气的鲁惟一，作为“汉学代表团”学者之一，第二次来到中国。就在前一年，中美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所以这个年份他记得很牢，“而此前的20多年间，我们这些老外似乎并不受欢迎”。两周时间里，鲁惟一走访了北京、洛阳、西安、桂林等城市，看到了首都北京以外更广阔的天地。

　　第三次故地重游是在1980年代，而最近一次则是2001年8月，在长沙岳麓书院举行的“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鲁惟一就“简牍时代中西文化的比较”与中国学者展开对话……“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让人耳目一新。”这回，已是第五次来中国的鲁惟一说，“在我过去的印象中，中国人总是很害羞、不善表达，即使我想主动与其攀谈，他们也很犹豫该不该开口。”他指了指我的采访本说，“像我们这样用英语交流，你直接用英文记笔记，放在10多年前，我简直不敢想象！”

　　10月29日，世界汉学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成立，并举行了高峰论坛。考虑到翌日就要参加汉学大会，鲁惟一未被列入主题演讲嘉宾中，但固执的他执意要参加论坛。“以前，宗教在中国是个很避讳的话题，一提起宗教，人们就会和迷信联系起来。但现在，我欣喜地看到，人们开始自由地谈论宗教，大学里的学者与学生从学术与科学角度，讨论宗教问题。中国人的思想和心态越来越开放，这样的变化让人很惊讶！”

　　11月2日，鲁惟一87岁生日。上午8时半，他从首都国际机场启程返回英国。11月4日傍晚5时46分，他给我发来邮件：“非常感谢你从遥远的中国，送来生日祝福。此次中国之行，让我感到很幸福。如果你到英国，一定记得告诉我，我期待着和远方的中国朋友再次见面！”

　　孔汉思

    致力倡导全球伦理的大学者 名片注明“直接隶属校长”

　　比起鲁惟一，来自德国的孔汉思显得有个性得多。从他精神矍铄的外表和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上来看，你丝毫不会想到他已81岁高龄。

　　1989年，在法国巴黎，孔汉思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术研讨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出“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1990年2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发表题为“我们为什么需要伦理标准”的演讲，大胆提出“全球伦理”构想；此后他身体力行，于1991年发起成立世界伦理基金会；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作为主要撰写人，他被邀请起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然而，你可知道，另一个时刻，“大牌”的孔汉思却又是真挚而可爱的。10月30日中午，当记者向走出主会场的孔汉思迎面走去，用他的母语——德语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后，孔汉思和身边助手相视一笑，爽快答应了采访要求。虽然他强调“希望采访别太长”，但等整个采访结束时，早已超过了事先约定好的时间限制。

　　孔汉思的名片很有意思，除了“德国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头衔外，旁边非常醒目地注明“直接隶属于校长”——除校长外，不受任何人支配。事实上，作为一个研究神学和宗教的学者，孔汉思的学术观点在西方世界颇受争议。1970年代在他40多岁时，因发表观点挑战教皇的绝对神圣性，而被欧洲教廷施以重罚。自1979年12月18日起，作为神学教授的孔汉思，被剥夺教授罗马天主教神学资格。一直到20年后他70岁生日前夕，教廷才承认了对他的错误惩罚，并派遣特使赶赴图宾根大学，向其当面道歉。此后，孔汉思便保留了“直属于校长”的称谓，算是对那段经历的纪念。

　　早在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萨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论”之前10年，孔汉思就提出其著名立场：没有宗教间的和平，便没有民族间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便没有宗教间的和平。“亨廷顿的想法很荒谬，就好像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生来就一定会有冲突一样。其实，不同文化可以和平共处，而前提就是对话。”孔汉思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没有全球性的伦理准则，便没有宗教间的对话；没有一种全球性的伦理即世界伦理，便没有一种全球性的共同生存”的观点，被认为是他对世界和平所做出的最大理论贡献。

　　从东方智慧中寻找资源

　　不会说汉语，不能阅读中文文献，无论在正式场合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只用德语和英语与人交流的孔汉思，原本不会与遥远的中国发生联系。若不是加拿大籍华裔汉学家秦家懿“穿针引线”，孔汉思或者只是一个偏囿于西方世界的哲学家与神学家，不可能达到如今高度。遗憾的是，2001年，67岁的秦家懿教授去世，否则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定能见证她与孔汉思交锋讨论的场面。

　　孔汉思说，“秦家懿女士师从著名汉学家柳存仁先生，以基督教神学与儒家智慧比较为研究方向。早在1960年代，她就希望我以西方神学家身份，研究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可以说，中国传统伦理为我打开了一扇‘思想之门’，这也是我后来把中国传统伦理作为全球伦理基础的重要原因。”

　　1963年，孔汉思踏上了香港的土地，“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虽然其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但这次“浅尝辄止”的旅行，激发起孔汉思钻研东方文化的热情。此后近50年间，他始终沉醉于中国文化史，并不断通过文献材料和实地考察从事研究。天道(自然规律)，天理(上天的法度)，仁慈(宽容、同情)，仁(待人宽爱)，民胞物与(尊重生命)，中庸(中庸之道)，生生(生命力，对生命的珍视)，忠信(强调行为规范)……当接触到这些东方哲学中的基本概念时，孔汉思仿佛走进了另一个神秘而充满智慧的世界。

　　30年前的1979年8月末，孔汉思作为美国华盛顿肯尼迪生物伦理研究所代表团一员，首次来到北京。代表团由20个人组成，除了他和秦家懿教授，带队的团长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妹夫萨尔金特·施莱弗 (Sargent Shriver)。8月27日，孔汉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表演讲。“我讲了9个论点。第一个是，我们必须区分宗教和迷信的区别；最后一个论点，主张在肉体或道德上，不应该强迫任何人信奉某个特定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孔汉思成了第一批被允许访问孔子出生地——山东曲阜的外国学者，并在访问期间住在孔府内。“若干世纪过去，中国人民一直尊重这位伟大圣人的墓地。在超过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始终保存着孔子的伦理遗产——即使在始于1966年的‘文革’时期，那场革命对准了四旧：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和旧思想……但在1979年，我第一次来到孔府时，遭到破坏的孔庙已修缮完毕。”

　　急切地与中国学者对话

　　孔汉思曾经两次周游中国。1986年，他第二次来到中国，与秦家懿及其丈夫一起横跨了整个中国。耳濡目染中华文明的孔汉思，回到德国图宾根大学后，以“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为题，和秦家懿教授进行了一场对话式讲座。这场以中国儒家、道家的传统哲学思想对话基督教神学的讲座，后以《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为题出版。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后在国内多次重版，拥有多个中文版本。

　　1998年，孔汉思再次踏上已不再陌生的中国，这次是和南德广播公司(SDR，即今天的德国西南广播公司SWR)大型纪录片《世界宗教寻踪》的拍摄团队同行。在为纪录片做策划和解说的基础上，孔汉思写作《世界宗教寻踪(Die Weltreligionen auf dem Weg)》一书，2007年在国内出版了中文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首次踏上环球之旅……但在中国的旅行感受，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构成了一条独立的并具有世界意义的河系。”被这个文明古国的厚重气息所深深吸引的孔汉思发现：在源于闪米特地区、有先知品格的第一大宗教河系，以及起源于印度、拥有神秘品格的第二宗教河系之外，还有一脉产生于中国、具备圣贤智慧品格的传统伦理思想河系。于是，他急切地想和中国学者对话，希冀在和他们的交流中，寻找到促进世界和平的崭新理论范式。

　　2000年9月，孔汉思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就中国传统伦理与全球伦理问题，与20多位知名学者讨论座谈。2001年，孔汉思带来自己的著作《政治与经济的“全球伦理”》，在第二届全球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大会上，与中国学者交锋探索……“在我对世界伦理及宗教对话长年的研究中，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当此第二、三千纪流转之时，中国智慧在21世纪将成为共同的人类伦理。这种能为或大或小的社会或人类群落，提供价值标准或行为准则底线的伦理法则，将成为全球伦理最奇特的动力源泉。”在此次汉学大会的主题发言中，孔汉思表示，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都无力单独重建新的金融体系。面对失控的西方化、毫无约束的个人主义、道德沦丧的物质主义，也许“东方智慧”能成为解决危机之道。“回首反思并审视曾令人钦佩的中华伦理传统，中国或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认定中国传统伦理中“和而不同”是全球伦理核心价值基础，将“仁”和“推己及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孔汉思在痴迷于中华传统思想精华的同时，也敏锐感觉到，面向未来，作为全球伦理基础的中国传统伦理，不会是传统儒教。“那种保守的思想，仅仅从事枯燥乏味的文本研究，偏爱没有平等、等级分明的社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没有未来的！中国和世界需要的，是一种以真正的人道为核心价值的民族精神，一种将人与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建立在普遍伦理价值基础上的民族精神，这些价值观不取决于私利……”

　　10月31日，世界汉学大会第二日。记者再次遇到孔汉思时，他在我的采访本上，用德文写下“Vertrauen und Mut(信任与勇气)”，并留下签名，作为给文汇报读者的礼物，“这是我给中国读者的祝福！”11月3日，汉学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准备动身回德的孔汉思，面对身后渐行渐远的古朴京城，动情地说，“谢谢中国学者和同行对我的祝福。虽然已快82岁了，但我一定会再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 (记者 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