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快活的作家，写挠痒痒的文学可以，写很有分量的文学大概难些。

　　文学，是作家劳心劳力、艰苦积累的过程。

　　唐白居易云：“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致口舌成疮，手足成胼。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者，动以万数，以苦学力文之所致。”他自己感叹过：“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它懵然无知，乃知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由此可知他的一生，全神贯注，悉心投入的事情，只是不停积累，只是不断写作。所以，千年以后，他的那些诗歌仍在震撼着我们，这不朽是建筑在艰苦的劳动上。作家靠侥幸成功者，有，但不多；而能成大家者，则更少。

　　宋范仲淹在《唐异诗序》里说：“诗人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看来，遭遇之顺逆，处境之安危，生计之苦乐，竞逐之得失，都会对创作过程产生影响，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所以，孟郊在历代唐诗选本中，尚有一席之地，而后者，当时虽很得意，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中，却只能接受冷落。太快活了，别人唯有侧目而视，而无法与之共鸣。那么，太快活的作家，写挠痒痒的文学可以，写很有分量的文学大概难些。

　　因此，过早的成功，过多的荣光，过丰的奖赏，过誉的称颂，对作家未必是一件好事。作家一旦被捧为“大师”，或自己也觉得差不多接近“大师”，忽然被哪位教授予以“经典”，以为标榜史册，从此名垂千古，而昏昏然、噩噩然的话，行则要人抬轿子，坐则要人吹喇叭，高帽子一顶一顶地戴，好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还能指望他写出像点样子的作品来吗？于是，再用不着“学而时习之”了，更不用在乎“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了，这样下去，估计离江郎才尽也不会远了。

　　所以，鲁迅先生说史上没有被骂倒的作家，但被捧以后而一蹶不振的作家，比比皆是。新时期文学发轫以来，颁发各种奖项，至少有一二百位名列金榜的佼佼者，曾经郁郁乎文哉，盛况空前过的。而到如今，尚能被人记住的获奖者，又有几许？大部分文曲星都杳如黄鹤，石沉大海，这是很令人怅惘的。

　　棉花苗可以栽在营养钵里，那是为了助长，但尿素投入太多，说不定倒起了催死的作用。所以，这些年，凡闭门造车伏案疾书者，凡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者，凡应付差事命题作文者，凡量身订制商业运作者，几乎很少有佳作问世，其原因就是这个作家，从精神到物质太过优裕，等于泡在糖浆里一样，最后只能成为蜜饯，唯有甜腻，而无生气。捧，也许并无恶意，不过，爱之甚足以害之，则未必是文学的幸事了。 “捧”和“棒”，猛一看，差不多，但“棒”未必棒杀作家，而“捧”，却是要捧掉作家小命的。

　　《国语·鲁语下》：“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这是很有道理的。要是曹雪芹一直住在金陵那条街上，“锦衣沃食”的话，过着王孙公子的安逸生活，绝写不出《红楼梦》来的。肯定像他笔下的薛蟠，那个声色犬马、优哉游哉、快活得不知所以的大少爷，除了写“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之类的作品，还能有什么呢？太过快活的作家，即使假作深沉，顶多也不过是无病呻吟而已。 (李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