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开国元勋们，称霸中原壮志未酬，便相继长眠于辽沈大地上，为后人留下“关外三陵”，留下诸多流传至今的传闻轶事。枫红松翠深秋时节，记者来到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聆听了永陵的动人故事。

　　永陵古镇享誉“中华满族第一镇”

　　出抚顺、过章党，一路向东，车行“南(杂木)新(宾县)”公路之上，蓦地，前方出现一座硕大牌楼。这便是永陵镇的门户。

　　永陵镇建筑分列“南新公路”南北两侧，有居民住宅楼房、门市房。这些建筑屋顶大多青砖小瓦、单檐歇山，颇具满族风情。在鳞次栉比楼房之间，间或遗留着一两座青砖小瓦、单檐硬山老平房，展示着永陵镇历史悠久的年轮。

　　正是深秋时节，永陵镇街道两侧，随处停靠着卖白菜、大葱的机动三轮车。街面上，超市、饭店、理发店、浴池、旅店、日杂商店、农机商店等一应俱全；妇女儿童用品、品牌时装、手机电脑、家用电器、美容美发、化妆用品等，给这座古镇平添了几分现代气息。

　　永陵镇政府坐北朝南，院落宽敞，楼房“粉墙黛瓦”，清新利落。有关人员介绍说，永陵镇位于新宾满族自治县中部，地域面积525平方公里，辖24个行政村，龙岗、凤仪两个城镇社区。全镇4.2万人，满族占75%，被誉为“中华满族第一镇”。

　　永陵镇境内，清初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多达48处。其中包括：清代第一陵永陵；后金第一都城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建造的皇寺；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 年)，重建显佑宫时的赦建碑；500岁高龄的古榆……与此同时，永陵镇还继承、保存着具有浓厚满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满族传统音乐、舞蹈、服饰、工艺品、文学作品，以及婚嫁礼仪、民族食品、民族体育与游戏等民俗风情。

　　百年前永陵街市繁华商贾如云

　　永陵镇南面，便是浑河上游、清澈见底的苏子河。河畔草滩上，一位大爷赶着洁白的羊群迎面走来。大爷姓关，今年74岁，祖辈居住永陵镇。关大爷坐在路边石头上小憩，任凭羊儿们“咩咩”叫着，低头啃食绿草。关大爷边用树棍儿在地上画图，边说起永陵周边的几个大堡子。

　　关大爷说，听老一辈人讲，百年前，以永陵为核心，周围有“明堂”、“南街”、“北街”、“东街”、“西街”、“横街”等街道。

　　其中的“西街”，相当于如今的西堡。当年，“西街”十分兴旺，永陵总管衙门、总管府、工部官厅等衙署、府第，以及八旗官员住宅，悉数建在此处。因而，此间的商服行业也应运而兴，清初有关史料记载，“西街”又称“买卖街”。清代乾隆年间绘制的《永陵图》标明，“西街”曾树立木牌楼，牌楼一侧有商号，商号门前木杆高耸，上面高挑招幌，足见当年“西街”的繁华。

　　“东街”即东堡，相当于如今的永陵镇。早年间，“东街”远不及“西街”繁华。清代光绪元年(1875年)，为加强永陵及地方旗务管理，清廷在“东街”设置了兴京副都统公署。从此，“东街”获得了发展转机，人口逐年增多，买卖商号逐年增加。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堡商业统计资料表明，当年，东堡有杂货行、油坊、酒局、靰鞡铺、首饰店、药店、粮店、旅店、豆腐坊、粉坊、酒饭馆、理发铺、澡堂”等39种行业，共177家，当时已取代了“西街”，成为永陵地区经济集散地。

　　刘文喜聚众盗伐永陵“陵树”

　　永陵镇四处环山，苏子河在山间悠悠流淌。在“红星饭店”门前，一位70多岁的“磨剪子抢菜刀”老大爷，坐在“马杌子”上，趁着没活儿，手卷旱烟，点划着层峦叠嶂的群山，讲述了一个他从小听爷爷讲过的故事——

　　永陵四周的树林近者百里，远者数百里，均属“风水”禁地，其树木为“陵树”，一律受到大清法律严格保护，盗伐陵树者从重治罪。然而，由于树林防守区域过大，官兵不及巡守，以致盗伐陵树现象时有发生。其中，以清代嘉庆八年(1803年)，刘文喜盗伐陵树为甚。

　　当年某月一天，嘉庆皇帝接到一份来自盛京的密奏：“兴京永陵禁地飞牛岭、高丽沟等处树木，被大量盗伐。为首人刘文喜。刘文喜聚拢流民数千人，在禁地内搭盖窝铺数百，密林几成村落据点。这些流民多来自南方福建等地，因近年南方连年干旱，民众无法生存，多浪迹关外。刘文喜趁机广招流民，将其带入高山密林，大肆偷斫木植……”嘉庆皇帝立即传旨给盛京将军晋昌，质问此事。然而，晋昌将军对此事却全然不知。嘉庆皇帝大为恼火，严厉斥责晋昌，并调派亲信大臣策拔克为盛京副都统，专理兴京事务。

　　策拔克到任后，密派协领珠泰九、恒福等多人，乔装成流民，深入飞牛沟卧底暗访。经过密查，策拔克得知，除刘文喜外，盗伐陵树团伙为首之人，还有秦士雷、鲍有祥、张九、孙有交、顾学彦等多人。这些人正在赶造大船，准备将一批大树、大材，通过浑江转运到天津等处贩卖，以便获取暴利。

　　策拔克秘密部署官兵，准备里应外合捉拿刘文喜等，一举铲除盗伐陵树团伙。然而，令策拔克大惑不解的是，如此严密的行动，却还是走漏了风声。当官军赶到后，刘文喜等人早已溜之乎也。策拔克向朝廷奏明情况后，嘉庆皇帝传谕：沿海一带旗民地方官，务必严密访拿匪首刘文喜。

　　原来，刘文喜盗伐陵树团伙，一直得到了地方官员的庇护。比如前任兴京城守尉扎布善泰，以及时任兴京城守尉宗室庆祥，他们在兴京都是说一不二的土皇上。为结交宗室庆祥，刘文喜仅一次便送给他1200两白银。城守尉以下的不少官员，也被刘文喜等人买通。刘文喜等人之所以能逃出策拔克的天罗地网，全凭这些官员通风报信。

　　嘉庆皇帝获悉兴京真情之后，立即传旨晋昌将军，命其速将扎布善泰、宗室庆祥等相关官员捉拿法办。扎布善泰、宗室庆祥提前得知这一厄讯后，双双自缢身亡；相关官员被打入死牢，等待处决。

　　刘文喜等人逃到獐子岛，重新召集两千余名流民，准备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同年8月，嘉庆皇帝获知了刘文喜行踪，遂命副都统策拔克迅速缉拿。是年8月24日，盛京将军派出4艘岫岩巡海战船、200余名官兵，抵达獐子岛。刘文喜等人惊悉官军大举袭来，随即化整为零，分为三路逃离：秦士雷、鲍有祥逃往盛京；张九、孙有交逃往山东；刘文喜、顾学彦去向不明。在獐子岛上，官军们仅抓获了刘青山、蔡法等百余名盗伐陵树者。

　　当时，各处官府均贴出缉捕榜文，并四下设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时隔不久，秦士雷、鲍有祥被逮捕；继而，张九、孙有交被山东巡抚抓获，押解到盛京。经过审理后裁定，秦士雷、鲍有祥、张九、孙有交等主犯，以及兴京城守尉有关官员，被处于死刑；刘青山、蔡法等从犯，流放边疆服役；其他受此案牵连被处治的地方官员，多达400余人。

　　但是，刘文喜、顾学彦却一直未见踪影。

　　光绪元年永陵并发两奇案

　　一位自称是永陵“掌关防衙门”官员后裔的赵大爷，坐在路北一家服装店门前台阶上晒太阳。听说记者前来采访，老人家以“绝对权威”的口气，讲述了一则“一般人不告诉”的秘闻：清代光绪年间，永陵后山、前门，不谋而合地接连发生了两件奇案，一时轰动朝野。

　　清代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四中午，永陵的守陵官兵们，依然沉浸在大年正月的喜庆气氛之中，忽略了巡查永陵陵寝。

　　此刻，隐蔽在永陵陵寝后面启运山树丛中的张吉溃，腰间插着板斧，正居高临下四处窥探。见永陵内长时间没有官兵巡逻，张吉溃便悄悄从启运山上下来，潜入永陵方城。此前，张吉溃听说，永陵有许多金银财宝，统统藏在启运殿中。当时，张吉溃疾步登上月台，来到启运殿门前，用板斧撬开门上一个花格，伸手将悬挂铁锁的“铁嘴”尾部掰直，再从门外将“铁嘴”连同铁锁一道拔下。张吉溃刚要推门而入，忽然脑后炸响一声断喝：“住手！不许动！”张吉溃顿时呆若木鸡。

　　原来，因突然“内急”，守陵兵庆福出来上厕所，听见启运殿方向有异常响动，便急忙过来查看，恰遇张吉溃刚刚开启殿门。庆福上前擒拿案犯；张吉溃一边挥舞板斧砍向庆福，一边向红墙退却，准备伺机逃窜。兵士乌力公阿、果房值班院户王永亮闻声赶来，3人将张吉溃团团围住，最终将张吉溃扑倒，反剪了双臂，送往永陵总管衙门。

　　正在这时，永陵正红门外，又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一匹青色惊马，冲开永陵南面的木制护障“鹿角”，从陵寝前开阔地上，向永陵正红门疾速奔来！青色惊马背后，一个汉子紧随惊马穷追不舍。这个汉子身穿蓝色“号坎”，前胸白补子上缀一“镖”字；背后缀有“隆泰 ”字样。但见这个汉子手持马鞭、三角号旗，紧随惊马一道闯进永陵禁地。守陵官兵们急忙冲出正红门，拦住惊马，将这个汉子拿下，捆绑起来。当时，守陵官兵们都以为，这个汉子与张吉溃是同伙。于是，将这个汉子随同张吉溃一道，统统押解到永陵总管衙门。

　　由于案情重大且蹊跷罕见，于是，永陵总管衙门立即将两名案犯及“犯马”，一并押送到兴京(新宾满族自治县)城守尉衙门审理。城守尉认为此案非同小可，遂立即将犯人、犯马，一并递解盛京三陵总理事务衙门审理。

　　经审讯，张吉溃供称：他是直隶(河北省)永平府昌黎人，现住兴京东昌台村(新宾县红升乡北蜜蜂沟)，会木匠手艺，因家境贫寒，遂萌发盗取永陵财宝恶念。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三，他从东昌台村步行35余公里，来到永陵陵街(永陵镇)，当晚宿于鸡毛小店。初四早起，他趁巡山官兵不备，潜入永陵后山红桩禁地之内。

　　邓国忠供称：他是直隶保定府高阳县人，自幼习武，成人之后以保镖为业，案发前为盛京城地载门(小北门)外“隆泰镖局”镖师。同治十三年(1874年)腊月末，镖局接到一份镖差，委托方是兴京新兵堡(新宾县城)某商号。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四早晨，邓国忠一行由新兵堡出发，晌午来到永陵陵街。午饭后，他们继续西行、刚刚踏上草仓河木桥时，不远处突然一声炸响，驮着镖银的大青马闻声受惊，发足狂奔，并将装有银两的木匣、镖旗统统甩落，冲过玉带河、撞倒鹿角墙，径直向永陵正红门奔去。邓国忠追赶惊马，与惊马一道误入永陵禁地。

　　经审理查明，二犯并非同谋。半年后，按照《大清律》“盗大祀神御物者斩”条文，张吉溃被判死刑，“斩立决”；邓国忠被处以“杖九十，枷号二十五日”；闯祸的大青马，被判“没收入官”。

　　洪灾改变规制以鲫代鲤祭祀永陵

　　苏子河畔，不少“渔翁”在垂钓。一位祝姓老者的塑料桶里，上下翻动着不少半尺来长的青白色小鱼。见记者面露失望神情，祝大爷忙解释道：“桶里的鱼有‘马口’、‘萨胡鲁’。苏子河从来就没有大鱼。永陵每次大祭上供的鲤鱼，都从外地送来。”

　　祝大爷一席话，引来清史学者李凤民先生的一则“以鲫代鲤祭祀永陵”轶闻——

　　每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岁暮，永陵都要举行大祭。每次大祭的主祭者，都要由皇帝钦派。除祭祀礼仪庄重而繁琐外，祭品极其丰盛，有牛、羊、鸡、鱼、蛋、蜜、奶、茶、酒，以及各种干鲜果品、蔬菜、谷物等等。

　　《大清会典》规定：永陵大祭，每次需鲤鱼8尾、备用鲤鱼4尾；祭王(武功郡王礼敦)、贝勒(恪恭贝勒塔察篇古)陪葬墓，用鲤鱼两尾，总共14尾。

　　为确保永陵、福陵、昭陵“关外三陵”大祭用鲤鱼，盛京礼部特意选择了14个河泡，作为捕鱼场，称之为“官鱼泡”，如大河泡、牛心沱、老观沱、噶喇河泡等等，并设有专门捕鱼的24家网户，其头目为“网户领催”。当时规定：网户领催必须按大祭时间提前8天，把鲤鱼捕到，送盛京礼部完差。鲤鱼数目不能少，交差时间要准时，否则要受鞭刑。

　　嘉庆十五年六月初五，按照定例，网户领催高诚，开始为“关外三陵”“中元”大祭准备鲤鱼。高诚带领手下23 名网户，前往辽阳的噶喇河泡捕鱼作业。噶喇河泡与太子河相通，盛产“红毛大鲤鱼”。高诚等人在一处高地安营扎寨，插上“皇差”黄色三角旗，然后架网开始捕捞。截至六月二十四，他们顺利地捕捞到了24尾鲤鱼。

　　正当网户们兴高采烈时，天空中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水面上顿时波涛翻滚，一场暴雨即将降临。高诚急忙让大家收网，却来不及了，瓢泼大雨伴着滚滚沉雷，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转瞬间河水暴涨，将捕捞到的鲤鱼、网具、驻地窝棚统统冲走。直到七月初二，洪水才逐渐消退，网户们立即重新捕鱼。当时，距离交差时间仅有5天了。尽管网户们夜以继日地捕捞，但洪水已将鲤鱼冲进太子河，及至七月初七限期，网户们仅仅捕捞到5尾鲤鱼。网户领催高诚，只好拿着5尾鲤鱼，硬着头皮到盛京礼部交差、请罪。

　　礼部侍郎凯音布觉得，鲤鱼不足数，是罕见洪水所致，高诚及网户们无罪。但大祭迫在眉睫，没有鲤鱼如何是好？关键时刻，一位老“笔帖式”说道：当年，乾隆爷来盛京祭祖时，也是因为鲤鱼奇缺而用鲫鱼替代。经过查找档案，果然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档案中有所记载：当年，因天灾网户们未能捕捞到鲤鱼。盛京礼部上奏朝廷，乾隆皇帝钦准，以鲫鱼代替鲤鱼大祭。清廷规定，凡事必须严格遵循《则例》或“前制”。《则例》是朝廷对各部制定的工作规范；“前制”是皇帝随时钦准的一些事例或做法。办事只要因循守旧、有典有则，便不算违制。于是，嘉庆十五年永陵“中元”大祭，便用鲫鱼替代了鲤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