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读过《西行漫记》的人们不难发现:《西行漫记》对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曾投过“关键性一票”的“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之一的党和红军的核心人物王稼祥只字未提，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祝捷大会上负伤说起。

　　1933年4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为了庆祝胜利，进一步鼓舞部队的战斗情绪，总政治部决定在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乐安县以东21公里处的谷岗村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以及总政治部秘书长萧向荣、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萧华、总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莫文骅等几十人参加了会议。到前线来慰问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也参加了会议。

　　谷岗村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洼地，当时住有50多户人家，红一方面军总部也驻扎在这里。正当周恩来作报告时，国民党军飞机对会场滥施轰炸，王稼祥迅速组织同志们疏散、隐蔽。当王稼祥忘我地送走最后一批同志转身隐蔽时，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了，他不幸负了重伤，倒在血泊之中。

　　王稼祥负伤后失去了知觉，周恩来、萧向荣等立即请时任军委卫生部部长的贺诚前来急救。经检查，发现他腹部多处中弹，炸弹碎片还在腹中。后来，王稼祥忍受着剧痛，让医生用电动磁铁吸出弹片，但一些打进肌肤深处的碎弹片却无法取出。贺诚建议立即送王稼祥到瑞金后方医院治疗。在瑞金后方医院，彭真(又名龙伯)、王斌为会诊大夫，他们立即为王稼祥治疗。王斌后来回忆治疗王稼祥伤病的经过时说:王稼祥“伤势不轻，弹片从右下腹打进去，把升结肠打通了，弹片嵌在右肠骨窝上，升结肠穿孔感染，可发生弥漫性腹膜炎，按常规必须在负伤6小时内手术，缝合升结肠上的穿孔，防止腹腔感染。当时没有X光机，弄不清残留弹片的情况，当时的主治医师情况不明，不同意手术，采取保守治疗，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给上海地下党发了电报，由他们搞了一台X光机，我们派了一个营的部队到封锁线接回，运到苏区。照了X光后，弄清了弹片在右肠骨窝上。当时王稼祥同志已发生右下腹的局部结膜炎，右肠骨脊内侧有脓肿。由于当时只切开引流，没有把弹片刮出来，腐骨未清除，一直流脓，只好天天换绷带。”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简陋的医疗条件，王稼祥腹中的弹片和腐骨未能全部清理干净，伤病难以治愈，以至给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磨难。

　　即使是这样的身体状况，王稼祥仍然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和数万红军一道，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把抽脚藤躺椅。他忍着病痛发表了重要讲话，投了支持毛泽东的“最关键的一票”。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的瓦窑堡。王稼祥身体极度虚弱，伤口感染，经常发高烧不止，有时昏迷达五六天。王稼祥的伤病牵动着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心，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为他治疗，周恩来还向李克农交代，要他趁与张学良谈判的机会到西安采购药品，供王稼祥治病之用。这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保安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收集了关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重新回到保安，从保安顺利地回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出发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的报道，然后把这些报道汇编为一本书，书名就是《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当时，斯诺先后采访了那么多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不采访王稼祥是难以想象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之所以没有报道王稼祥，是毛泽东有意的妥善安排。当时，毛泽东为王稼祥治病的事，特别找到斯诺，对他说:“斯诺先生，你出去报道我们情况的时候，不要报道王稼祥同志。我们三大主力会师后，就派人护送他到苏联去治疗伤口，这是为了稼祥同志在路上的安全。”斯诺庄重地向毛泽东承诺:保证在自己出去以后报道的所有文章中不提王稼祥。但是，《西行漫记》里还是出现了王稼祥。当我们打开这本书，翻开前面的第十幅照片时，就出现了王稼祥的身影。这一张合影，王稼祥头戴八角帽，和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站在一起。

　　1937年初，王稼祥由贺诚陪同，经西安到上海，又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乘西伯利亚火车于7月抵达莫斯科。从1933年至1937年，4年多的时间，始终缠绕、折磨王稼祥的弹片和腐骨被苏联医生从腹部取了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王稼祥的身体恢复了健康。

　　(摘自《文史博览》)

　　柳森 贾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