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北京人艺”

　　在审美多元化与市场经济冲击下，北京人艺从未淡出视野，她所积累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对中国戏剧发展有标本意义。

　　说到中国话剧，没有人能绕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家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22号的剧院闹中取静，内敛，沉静，丰厚，在城市入夜之后散发出巨大的能量，成为北京文化地标之一。

　　“北京文化人都对人艺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这是中国名声最大的剧院。她在我心里的位置很重要，我写文章总会不自主地就提到北京人艺。”剧评人颜榴说，“无论‘圈里’人还是普通百姓，都知道北京人艺。”

　　关注北京人艺，是多少人多少年来“不自主”的习惯： 喜欢文艺的人到了北京，惦记着走进首都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戏；对话剧有兴趣的人，时不时打听打听北京人艺最近在演些什么；专业人士则是在大会小会上为北京人艺如何发展献计献策，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而每次北京人艺有点动静，不管大事小情，都是众多媒体报道的焦点。

　　北京人艺如此备受关注，离不开她的特殊贡献——上世纪50年代成立至今，北京人艺两度创造中国话剧历史的辉煌：今天人们熟悉的《茶馆》、《雷雨》等中国话剧经典形成于人艺第一个辉煌时期，即1952年人艺建院到上世纪60年代末；而《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北京大爷》等几部代表作则创作于第二个辉煌时期，即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在辉煌时代，无论自家门口还是异地他乡，北京人艺的票都是一售而空，深夜或清晨排队买票的观众常令老院长曹禺感喟不已。

　　近十年，无论戏剧环境低迷还是上扬，无论受到赞赏还是批评，北京人艺始终没有放弃努力。比如不断推出新作如《全家福》、《北京人》、《大将军寇流兰》、《知己》等多种风格的作品，比如最近这两个月又一部新戏《窝头会馆》登场，票房直冲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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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话剧院团

　　何以一直是首都文化地标

　　“拉开大幕是真的。”这是北京人艺时常提到的一句话。作为话剧院团，北京人艺能够几十年来始终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究其根本，是坚持常年“开门”演出，并且拿出好戏，拿出让人期待的戏。这一点，北京人艺是如何做到的？

　　经验一： 兼容并蓄的创作环境让剧院保持吸引力和创造力

　　——“如果把北京人艺仅仅理解为京味儿，那就把人艺说‘窄’了！”

　　——“北京人艺不同导演、不同剧目，艺术风格并不相同。”

　　——“在北京人艺，话剧艺术的传帮带不是刻一个模子，否则只能复制出‘小蓝天野’、‘小朱旭’。”

　　在许多戏剧界同行看来，北京人艺虽然“家底丰厚”，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点，但同时风格多样，兼容并包。作为创立北京人艺的重要人物，导演焦菊隐本身就是一个追求“一戏一格”的人。“这一点从焦菊隐的三部代表作就看得出来：《龙须沟》特别写实，《茶馆》有象征性，《蔡文姬》则很写意很民族化。”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说。

　　进入新时期，中国最早具有实验性并且掀起狂澜的小剧场话剧就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人艺——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当《绝对信号》第100场演出时，时任院长的曹禺特地从上海打来电话祝贺，并给剧组写信说道“人艺从不固步自封。”“没有曹禺和于是之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林兆华。”戏剧评论家童道明说。争鸣和宽容，艺术的两个姐妹在这里默契合作。

　　“‘郭老曹’引导了人艺风格，但是不等于人艺统一了方法和观点。”人艺老艺术家郑榕说。如今已是北京人艺台柱子之一的冯远征回忆起老艺术家蓝天野、朱旭对他的扶持，“24岁那年，我演《北京人》里的曾文清，就想请教上一辈演这个角色的蓝天野老师，但他总是回避我。后来我知道他的‘回避’是不希望我被他的经验限制住。当我演《哗变》里的魁格时，当年饰演这个角色的朱旭老师只在排练场看，但是不发言。等到这部戏比较成熟了，他说，‘远征，这个戏当年我们是这么演的……当时美国导演赫斯顿是这么说的……’”时隔多年，冯远征对老一辈演员仍心怀感激。

　　饶有意味的是，当冯远征、濮存昕等这一代中坚力量日臻成熟时，他们对新一代演员的态度与上一代一脉相承。“我们不是让年轻人‘描红’。对年轻一代来说，看字比临字重要，然后重新出发——自己去写字。”濮存昕说道。

　　经验二： 不忘文学的老底儿，重视剧本和剧作家

　　拿出好戏，离不开对剧本的重视——北京人艺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之一就是讲究戏剧文学的经典性。据剧作家郭启宏回忆，“人艺剧本组鼎盛时期一共九人……初步完成了于是之对‘人艺小作协’的构想。”

　　如今的北京人艺虽然没有那么多优秀剧作家，但重视剧本这一传统依然存在。老导演苏民回忆说，“曹禺为剧院留下的，不仅是他个人修养对后人的熏陶，更是他广泛接触老一辈作家，为剧院留下一批经典剧目和剧院重视剧本、剧作家的传统。为什么老舍、郭沫若都给人艺写戏？那是曹禺亲自去拜访他们的结果。后来于是之担任第一副院长的时候，也把剧本组工作当做重中之重。” 郭启宏对此深有体会，“人艺的本子从来都是宁缺毋滥，没有好本子宁可不上。无论对谁，都不讲面子，只讲质量。老舍的剧本就被枪毙了好几个，《茶馆》也是改了好几次。”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许多话剧院团无力维系编剧力量，北京人艺则不断吸引剧院外的写作力量。近年来著名编剧邹静之、万方，小说家刘恒、徐坤等纷纷为人艺写戏如《莲花》、《有一种毒药》。

　　有人说，虽然这些“非专业”剧作家写出的剧本引起争议，但是对编剧的重视，是推出精品不可或缺的基石。

　　经验三： 戏比天大，“人艺”人有股特殊的劲儿

　　“‘戏比天大’，人艺的排练场上常常挂着这几个大字。这是在强调对戏、对艺术的敬畏之心，这是人艺戏能够得到观众认可的重要原因。尤其在市场化的今天，要保持这一点不容易。”和北京人艺多次合作的邹静之说。

　　倘若没有一代代“人艺”人对“戏比天大”这四个字的身体力行，再经典的文学剧本也无法被成功地“立”在舞台上，戏剧的经典之作也就无从谈起。大家知道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塑造了王掌柜、程疯子，但也许不知道每塑造一个角色，于是之都会写上满满一本“角色创作日记”。不仅于是之。前两年人艺复排《屠夫》时，80多岁的郑榕坐在轮椅上完成这个角色，70多岁的老艺术家朱旭每天演出结束前都切断与外界不必要的联系，好专心致志为角色做准备。

　　再比如黄宗洛，几乎在北京人艺演了一辈子龙套的演员，更是应了人艺“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的传统。当年黄宗洛为了演好《龙须沟》里一个卖酸梨的角色，下的功夫可不少。黄维钧曾写道“为了这个角色，(黄宗洛)寒冬腊月买卖做了半拉月，光梨就糟蹋了几十斤。到演出的时候，这个角色猫在窝棚旮旯里，一声不吭，一动不动，背还对着台口，连个灯光也打不到。”

　　这“戏比天大”与“人艺”历史上的辉煌一起，形成了剧院巨大的凝聚力。 “现在一说演戏，大多数人都会回到剧院。制度能管人，但是管不住人的心——人艺的向心力不是用制度要求的。”冯远征说。

　　这些影视明星无不以剧院舞台为内心最神圣的殿堂。仅以这次采访为例，从85岁的郑榕认真找出旧时笔记接受采访，83岁的苏民在电话那端听到要谈人艺传统而高兴地聊了一个多小时，到任鸣坦言对人艺的认识，远在外地的冯远征听说要谈人艺而将采访推迟一天以认真准备，再到深夜正在首都机场带戏远赴比利时的李六乙尖锐地指出“以为四合院就是北京人艺，是对人艺的伤害”，都让我感受到他们对北京人艺真诚而毫无保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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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再创辉煌

　　北京人艺面临诸多挑战

　　有人问，北京人艺曾创造了两次中国话剧辉煌，她能否再度带领中国话剧到达新的制高点？

　　“今天的人艺还是不是人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与理想中的人艺相比，还有一段距离。”颜榴说。而小时候就随着父亲曹禺看戏的作家万方也思考同样的问题。北京人艺创立之初的天时地利人和，在今天和未来能否复制？中国话剧的发展离不开时代大环境，北京人艺所面临的挑战，既有行业的普遍性，也有自身独有的问题。

　　挑战一：缺少优秀剧作家和好剧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比如“本子弱”。“不仅戏剧，这个时代对精神的追求就很浅薄，我经常想现在这个时代是消解文学创作，还是为创作提供养料。”万方感慨。

　　今天的北京人艺虽然依旧保持着重视剧本的好传统，但是可以合作的优秀剧作家太少。毕竟，好的作家不一定是好的剧作家，戏剧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是因为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规律和制约。

　　而如今创作出一部立得住，留得住的剧本， 缺少的不仅是有才华的职业剧作家，还缺少写作者拿出大量时间体验生活的决心。据介绍，当年何冀平用两年时间写作《天下第一楼》并在“全聚德”体验生活，最终不仅写出这部精品之作，还练得一手好厨艺，被评上了二级厨师。今天有多少作者“舍得”将大把时间用于深入生活呢？

　　这个时代的物质发展，为戏剧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过多依赖舞台美术，即视觉效果，而冷落剧本文学。“现在有钱了，舞台上铺张的现象很普遍，大家都依靠物化的舞台来让戏‘好看’，而戏剧文学性的内核缺失了。”颜榴说。

　　挑战二：戏剧舞台培养出好演员，却被影视界抢走

　　和影视界争演员这个行业内的普遍问题，也成为北京人艺发展的掣肘之弊。当然，和许多同行相比，北京人艺因为独特的凝聚力，已经处于优势了。不过，能不能有制度上的保障呢？毕竟，随着历史的流逝，不能只依靠昔日辉煌的余热凝聚人心。濮存昕、何冰这一代中坚力量都曾与北京人艺老艺术家同台，老一辈对待艺术、对待剧院的态度已润物无声地融入他们的血脉，但是最年轻的一代或者未来更年轻的力量能否传承北京人艺的精神，还打着个问号。

　　这次《窝头会馆》能够云集各大明星，不能不承认院长张和平自身号召力的作用。但是人们不仅希望在重点大戏中看到明星们的回归，还希望能时不时在“寻常”剧目中看到他们的身影。

　　挑战三： 导演力量薄弱，人艺风格容易越走越窄

　　北京人艺所“独有”的问题呢？“现在很难在人艺大剧场里看到‘意想不到’的作品。”年轻的戏剧人杨申说道，“人艺不能在某一类风格上越走越窄。”一位剧评家指出同样的问题，“人艺作品面貌上重复，因为导演队伍单薄。”多少年来活跃在人艺舞台的导演，只是寥寥几位，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导演没有走出来。此外，演员的青黄不接，“尤其人艺女演员比较弱”，同样是众人指出的问题。

　　入冬了，北京人艺散场后的喧腾总能为这个时节平添温暖。导演任鸣将首都剧场比作老北京所说的“玩意儿”，一代代人的摩挲，不断凝聚着人气，聚集着这剧场与剧院的能量。

　　“中国现代话剧最精髓的部分是从北京人艺滋养出来的。”未来戏剧发展也许越来越多样化，一家剧团一枝独秀的景观也许不会再现，但是北京人艺人不曾放弃。其真诚的自省与探索，既是为北京人艺新高峰的到来积聚力量，也是中国话剧共同的经验与财富。

　　本报记者　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