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残酷

　　此后的历次革命、军阀混战、抗日和内战再没有给中国人放弃达尔文选择和平的机会。我们不禁要问:谁是适者？

　　在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之前，知道达尔文和严复名字的中国人还寥若晨星，然而，当《天演论》1897年4月12日在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上发表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在民族危亡之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在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心中遍地开花。达尔文没有料到，自己在科学领域的探索竟然在社会思想和运动的层面也激起了层层浪花，这些浪花有时候是平静湖面上的点点涟漪，有时候则是惊涛骇浪的社会大变革，事实上，它们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社会达尔文主义”。

　　严复和他翻译的《天演论》适得其时，中国人忽然发现，在殖民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和达尔文所描述的动物界是如此的相像，群虎环伺，而我们却仿佛手无寸铁的羔羊，怎不任人宰割，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尽管严复的翻译并不忠实于原著，但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的敬文东教授认为，严复这样做在当时是必然的:“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传统交互作用，强迫中国知识阶级起而寻找光明出路。精通西文的严复曾留学德国多年，之所以甘冒篡改原文、让后人嘲笑的危险，翻译赫胥黎有关进化论的著作一跃而为中国版《天演论》，正是迫于现实焦虑的一个小小物证，它和二十年后郁达夫的痛哭流涕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严复从一开始就在“王顾左右而言他”，借达尔文和赫胥黎之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救亡图存的呼声就埋下了压倒启蒙的伏笔。

　　在若干年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还记得初读《天演论》时的新鲜感:“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鲁迅一口气读下去，不仅读到了“物竞天择”，也读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葛等等对他来说还非常新鲜的名字，这种新鲜感和长辈们要求他看的“臣许应骙跪奏……”等等迂腐不堪的文字恰成对照，构成了对鲁迅的启蒙。

　　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张闳教授认为进化论是鲁迅早期启蒙思想的核心与支柱:“《天演论》风行之初，鲁迅正在南京求学。他一边接受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训练，一边追逐着当时的启蒙主义思想潮流。日后，他又赴日本学习西方医学。从他当时撰写的若干科普文章来看，鲁迅在自然科学理论方面训练有素。严格的科学训练为他接受和理解进化论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中国人也并非总是全盘接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一度让中国知识分子也感到吃惊不小。这难道就是达尔文进化论必须要接受的苦难？1918年，严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似乎对于他介绍给中国人的进化论也颇有怨言:“亲视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而已。”

　　孙中山也曾一度以为，达尔文“物竞天择”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1912年5月7日，孙中山满怀和平理想地发表演说:“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孙中山试图用他的“博爱”感动世人，以为满清已灭民国当立，和平就在眼前，可惜事与愿违，很快，他就不得不再次倒向了进化论:“为此二十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非竞争何以有进步？”此时，孙中山已经对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有了充分的警觉，也就在他发表此番言论的17天之后，宋教仁在上海遇刺。

　　此后的历次革命、军阀混战、抗日和内战再没有给中国人放弃达尔文选择和平的机会。我们不禁要问:谁是适者？美国学者浦嘉泯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回答说:“革命派是。”“首先是国家主义者，其后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用浦嘉泯的话说，毛泽东所看到的“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世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如果是敌人就要消灭他，否则就要被他们消灭。

　　《进化思想史》的作者皮特·鲍勒不满地说:“‘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短语捏造出一个形象，好象人类为了生存要做殊死的斗争，而且好象社会达尔文论者提倡淘汰不适应者，并把这当作进步的一个必要步骤。”

　　但正是这个捏造出来的形象在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中似乎具有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它的信徒们去赴汤蹈火，去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以抵御自己被异族灭亡的命运，这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但有时也是如此残酷。　

　　撰稿·何映宇(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