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之大、人才之众，应该不缺乏文学翻译的种子。但为什么连翻译系的学生，也没有人愿意将文学翻译作为“职业首选”呢？

　　科学家钱学森去世后，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翻译了整个中国”的翻译家杨宪益驾鹤西去，其实也应该留下一个“杨宪益之问”。然而，似乎没有。

　　杨宪益仙逝不久，一家报纸对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首届翻译系学生进行了职业意愿调查，结果竟无一人将文学翻译列为“职业首选”。著名高校尚且如此，其余不难想见。杨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不知会否有“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有志于文学翻译的人才”之问？

　　翻译专业的学生不愿以文学翻译为职业，一是担心“养不活自己”，二是畏惧文学翻译之难。文学翻译之难，是客观的。不是在技术上掌握了几门语言，就能做好文学翻译。如果连鲁迅、司马迁的文章都没看过或看不懂，怎么可能向国外准确地介绍他们的作品？其实，也不仅文学翻译是如此。倘若对古代典籍和现代历史茫然无知，则只好在回译中闹笑话，把孟子译为“门修斯”，将蒋介石判为“常凯申”。我常以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应的学养，哪怕外语学得再好，也不要去做相关文字翻译工作，免得误人子弟。看现在一些移译的学术著作，每每不知所云，难以卒读，几乎要使读者怀疑自己的智商。其实，未必是外国人写得不通，也未必是读者水平不够，很可能是作为沟通二者之桥梁的翻译者，在以其昏昏使人更昏昏。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跨越语言障碍，更不是所有人都能跨越所有语言障碍，因此，专业的翻译，特别是文学和学术翻译，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文明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文学翻译的意义如此重大，为什么不愿以其为职业取向呢？翻译客观的难，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所谓“养不活自己”。比如，搞文学翻译，报酬一般是千字五六十元，且耗时费力；而做商务翻译，轻轻松松，千字却能达三百元。两相比较，自然是做商务翻译更合算。用现实经济利益的尺子来衡量，大学生不以文学翻译为职业首选，可谓理性的选择。

　　不过，千字五六十元的收入，是不是就“养不活自己”，也要看对所谓“养活”标准的自我预期。假如甘于清苦，“养活”当不是问题；如果要体面风光，则不免于穷愁之困。杨宪益曾翻译鲁迅的作品，为鲁迅赢得世界声誉作出过贡献。其实，鲁迅也是翻译家，甚至可以说首先是个翻译家。他早期的译著《域外小说集》，因版本的缘故，前几年拍出近30万元的价格，而最初出版之时，不过卖出四十几本。若是以翻译作为养活自己的手段，以鲁迅之智，断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他一生不懈地向国民介绍“弱小民族文学”，自有其深沉而博大的理想抱负为基本推力。

　　翻译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太热闹反而未必是好事。但文学翻译成为大学生职业的“零首选”，从中也不难见出理想情怀的失落。对翻译不怀抱理想的人，一定受不了青灯黄卷的寂寞，也一定禁不住物质生活的诱惑。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人们可以一面碾米一面求学，人的食物，并不限于西餐，吃麦饭，喝豆酱汤，也是可以学习文明事物的。他又认为，与其很早就挣钱使用以求小康，却不如勤学节约以待大成，这样学问亦可期渊博。福泽谕吉的劝学思想，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事业。但现在看上去，似乎是谋生的现实，往往扑灭了文学翻译的理想。如此一来，外语之用就将以工具性价值始，且将以工具性价值终，难以为文化增值。

　　以中国之大、人才之众，应该不缺乏文学翻译的种子，缺乏的也许是发现的眼睛。虽说翻译的种子或许更适宜在寂寞的环境中寂寞地生长，排除干扰是必要的，但究竟也不能少了扶持而任其自生自灭。既然文学翻译承担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大使命，其价值自不待言，则文学翻译的薪酬，又有什么理由沿袭二十年前的标准？既然文学翻译有利于增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那么国家力量在其间又发挥了多大作用？唐代高僧玄奘能成就其译经伟业，固然与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但若没有国家力量的持续支持同样是无法想象的。有人不愿坐文学翻译的冷板凳，怎样埋怨也没有用；但如果发现有人愿坐，也坐得住，就不应该让他就那么一直冷下去。

　　滕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