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纸上的“漂泊者”

　　●“作家应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而我们的作家，长期以来缺乏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没有大精神，绝没有大创造。”

　　●“建立等级，建立圈子，分头买卖，或联手买卖，是当代文坛的恶习之一。批评家不甘寂寞，没有独立的声音，首先在于缺乏独立的身份。”

　　●“我始终认为，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关联非常重要，无论从事创作还是批评，甚至文学史的写作，也不能脱离这个要求。”

　　想要采访学者林贤治，认识他的人说，他不用手机、不上网，下午三点之后打他的办公电话吧。他的同事撰文称，他过简单的生活，穿布衣，吃简单的饭菜，步行上班，除了中途拐进书店之外，别无其他娱乐。他每夜工作到两点，不能设想一天什么事没干就上床睡觉。他在书斋里进行“纸上的革命”。

　　在林贤治的著作里，有多部关于鲁迅，在学界颇有影响，而他仅参加过一次鲁迅研讨会，并在公开场合表示过纪念会与鲁迅没任何关系。他说:“在我一生中，碰到鲁迅，唯在心里感念他，但我不认为自己的感受可以通过说话传递给别人，也不认为我的书能对别人有什么影响。”

　　他把语言形式概括为三种:独语式、对话式和宣讲式。他说自己是属于独语式的，但又总是要“探头探脑听听窗外的声音”。

　　他关注国内外的知识分子，而他们大多具有同一种身份:漂泊者。在他看来，漂泊是自由的隐喻，知识分子永远有不安定的灵魂。他对这个词有些偏爱，而自己却总想抓住一个根基，所以自称为“脆弱的二元论者”，说是“我也只是爱言论的”。

　　鲁迅是我灵魂的保护人

　　记者:无论您对鲁迅的研究还是对于诸如美国诗人惠特曼、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等的评论文字，关注的都是他们在知识分子身份之下的写作及实践活动。这是否也体现您对写作的理解？

　　林贤治:我在农村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没念过大学，农村生活对我的教育很大，这是我的基础教育，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教育。第二，我在中学时代就受到现在称为“左”的思想路线的冲击。在中学写过很长一段时间思想汇报；“文革”时，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也被批斗过。这对我也是一种教育，创伤记忆不那么容易平复。

　　所以，当我有机会拿起笔写作时，很自然地关注社会底层和社会变革问题，因为我深感这是与我的来路和去向密切相关的。文学很宽广，很丰富，是多元的世界，有不同的题材和主题，我愿意选一条曲折的、隐蔽的小径。

　　而我，实在称不上知识分子。我不是个勇敢的人，只是曲折地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已。而对那些敢于为底层、弱势者发出勇敢声音的人，我始终是敬佩的。

　　记者:《人间鲁迅》出版后，有学者用“过分偏爱”评价您对鲁迅的态度；后来又有批评家称您是鲁迅的“凡是派”，而您对此的回复却是“荣幸之至，只是愧不敢当”。为何您对鲁迅如此“痴迷”？

　　林贤治:鲁迅是我的灵魂的保护人。在《一个人的爱与死》序言里我写过，在我的阅读里，多一个鲁迅与少一个鲁迅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很多人不读鲁迅，不懂鲁迅的处境，因此会盲从个别权威，附和这样那样的说法。鲁迅自己也认为，他的书如果不到三十岁，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很难读懂。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人生中没有苦痛的经历，没有承受过社会压力，是不懂得鲁迅的，说实在，他也没有阅读的需要。

　　鲁迅对我而言，不是一个符号，是活生生的人。我觉得，在他身上有人类非常稀有的品质。一是对弱势者的爱与同情，这点非常突出，也是他思想的基础。第二点，对强势者、权力者的对立、仇恨和反抗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他身上也很突出。鲁迅是极端的。他反顺从、反中庸、反妥协。在他身上，对弱势者的同情和对权势者的仇恨合二为一。一个人，当他跻身上流社会，而他的精神家园还在底层，这非常难得。高山仰止，我愿意终生追随。

　　鲁迅身上斗争的韧性也很突出。一般人，激情来的时候，愤慨几分钟，而后热度就迅速消减，忘记。而鲁迅不是，他永远记住，而且永远为之奋斗，不会终止。他的斗争精神，是为人类的进步而斗争，不是为斗争而斗争，而是为爱而斗争。

　　上世纪80年代末写完《人间鲁迅》，我把很多书送人了，我原以为自己不会再碰他，会做别的事情。结果到现在，老是绕不开他。每想到什么问题，总会想到他，想到他对类似问题的看法。鲁迅对于我，永远是敬爱的师长。只是他太高大，走得太前，太远，我们跟不上。

　　对作家而言，生存状态决定精神状态

　　记者:您前不久评价当代文学时称“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还在文章中用平庸、低俗、粗劣形容其整体品质。在您看来，文学创作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林贤治:对一个时代文学的评价，作品是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为什么我们至今反而写不出现代文学中那样的作品呢？当我们谈起原因时，就会归咎于文化制度、时代条件等等，那都是理论分析；但是作为依据，唯一的就是作品。《阿Q正传》作为中篇，依然代表了小说的最高水平。它的思想容量，对大时代转变的表现力，对中国国民性格的描画，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高度，而且写在上世纪20年代初，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散文中的“周氏兄弟”，戏剧中的《雷雨》、《日出》，都是不易超越的高度。谈到诗歌，我认为抗战时期的艾青和上世纪40年代的穆旦是很好的。虽然北岛的诗在上世纪70年代以比较自由的现代诗的形式，很好地表达了一种反抗的愤懑的情绪，比较出色，但是数量太少了。而且，从作为诗人的生命气质及文化素养来说，他也比不上艾青和穆旦。我认为他的诗，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就基本写完了。

　　对作家而言，生存状态决定精神状态。生存处境几乎决定性地影响一个作家。中国稍有名气的作家都在作协系统里，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生活。完全游离于当代人的生活。为什么人类问题，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他们思考得那么少，而且也没有人能把自己的思考放进作品中？作品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缺乏，非常单薄。一部作品是否厚重有分量，首先看其思想文化内涵，其实表现形式也是讲内涵的。讲到表现形式，连语言都不过关，遑论其他。

　　从2003年开始，我每年编一本《文学中国》，得看很多中短篇，个人认为比较好的小说极少。很多都是在讲故事，把故事编得好看就算完，如果这样，我觉得把做小说家看得太容易了。

　　文学既要关注日常生活，也要关注精神生活。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而我们的作家，长期以来缺乏一种独立的、自由的精神。没有大精神，是决没有大创造的。

　　记者:有评论家称，我们对同代作家的批评过于苛刻，所使用的文学标准仍是“五四”时期的标准，故而认为当下文学作品无经典。对此您怎么看？

　　林贤治:首先，“经典”这个词使用在当代文学上是不合适的，因为除了内容、形式达到一流之外，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不是几个名流说它经典就是经典了。

　　其次，现代和当代虽然有不同的语境，需要我们区别对待，但是对于文学的要求，还是有一致的标准。这个标准，比如说，如果一个作家，对社会的进步，对于人的生存状况不关注，我们能说是好作家吗？第二，不谈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有多大的创造，就看语言吧。文学的第一要素，说到底是语言。从语言中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修养、个性和作品的品质。但是，我认为当今作家的语言，在这几十年中受到的污染非常严重，又缺乏自觉的训练，带有大量的杂质，非常不纯净。

　　文学标准永远在那里，不存在标准出问题，不存在现代文学有现代文学的标准、当代文学有当代文学的标准。标准是千古不易的，只有一个。我们对当代作家的态度真的特别苛刻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即使把写作看作一种手艺活，我们也没有做好。

　　当下批评家缺乏独立身份

　　记者:在《平民的信使》一文中，您也对当下的“批评家”进行了批评。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

　　林贤治:我认为中国当今没有好批评家。好批评家既要体现文学专业的水平，又要跟整个时代、社会的进步要求相联系，两者不可或缺。我们的批评家尤其不具备后者。即使谈专业，这其中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批评学院化，严重脱离社会乃至文学创作实践，脱离文本的肌质，过分理论化；另一方面，批评家普遍缺乏创作经验，缺乏批评所必须具备的鉴赏力。并不是说没有创作实践的不能进行文学批评，我只想强调说，对于艺术敏感的培养是不容易的，鉴赏是批评的初阶，仅仅懂得操使一套名词术语还不能说是多么“专业”，相反容易产生弊端。你看作家做起批评来多么漂亮，伍尔芙的《论小说和小说家》、《普通读者》多么漂亮！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多么漂亮！

　　此外，当今的批评家往往与媒体和出版部门攀相好，他们有共同利益，组成小圈子。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迅速市场化、商品化，于是批评也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建立等级，建立圈子，分头买卖，或联手买卖，是当代文坛的恶习之一。批评家不甘寂寞，没有独立的声音，首先在于缺乏独立的身份。

　　文学、艺术，是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创造的一部分，不应当脱离社会的改造。我始终认为，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关联非常重要，无论你是从事创作还是批评，甚至我认为文学史的写作，纯学术性的工作，也不能脱离这个要求。

　　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守夜者札记》《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评论集《五四之魂》《午夜的幽光》等，传记《人间鲁迅》《漂泊者萧红》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作者：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