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的贺岁档期，照例是大大小小以贺岁为名的华语电影争奇斗艳、粉墨登场的时节。一时间，宣传攻势铺天盖地，各大院线人满为患，电影票房捷报频传，影坛一片联欢会似的红火热闹，似乎华语电影的春天比现实中的春天都来得更早一些。可是，一些在联欢的角落里失落的面孔也许更能够体现出华语贺岁片骨子里的春寒料峭。

　　在诸多“大片”体会幸福的时候，那些小成本的影片却在品尝不幸，如《我的唐朝兄弟》，口碑极佳而票房惨淡，导演杨树鹏直呼“对贺岁片应有再认识”；而心酸远胜于杨导者亦有之，北京师范大学张同道教授的纪录片《小人国》将镜头对准幼儿生活的世界，却无法在这场盛宴中分得一杯羹，甚至连上映的机会都没有。贺岁片的马太效应日益明显，大明星、大导演、大投入的大片票房高歌猛进，而大片以外则是惨淡经营，没档期、没银幕、没宣传，很多小成本电影在这种档期中直接沦为票房的“炮灰”。也有小成本电影另辟蹊径，主动变身为贺岁圈钱生态里的小鱼小虾，以“过把瘾就跑”的姿态破罐破摔、以烂对烂，像《熊猫大侠》、《隋朝来客》等电影基本上是在对小成本电影市场进行破坏性挖掘。当然，华语大片的霸道与强势其实也是一种焦躁不安，因为贺岁档至今，票房之王依旧是好莱坞的巨型怪物们，前有《2012》，中间有《豚鼠特工队》，现在大导演卡麦隆的《阿凡达》又来势汹汹，于是我们看到一番好莱坞冲击华语大片、大片转过头来挤压小成本电影的达尔文式图景。

　　华语贺岁大片在“不得已”抢占电影市场的时候，自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缺乏诚意和艺术品格，以至于大多数观众走出影院的第一反应便是抱怨，然后是愤怒自己被低估了欣赏能力和品位。边骂边看的贺岁片奇景当前，却还有投资人和导演洋洋自得于“票房就是硬道理”而枉顾大片艺术信用的透支，《风云2》极尽特效之能事、《刺陵》极尽噱头之能事、《三枪》极尽卖弄之能事，唯独不见艺术、真诚、人文关怀，一言以蔽之：空洞。此类大片妄图通过几个大明星、若干大场面、一些大噱头，再催动利益链条中的媒体同盟来一场大吹捧，最终实现他们的利益。贺岁大片在这样一种思路中彻底远离艺术，沦为令人过目即忘、消费之后只剩些无聊话题的低级商品。因此，在一派繁华景象背后，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很多年前尼尔·波兹曼关于“娱乐至死”的预言不仅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演，我们的电影银幕也被一语成谶。

　　另外，华语贺岁电影缺乏的不仅仅是诚意，还有对现实生活和现实情感的关注。银幕上只见豪客们飞来飞去、刀光剑影；明星们则忙于耍帅，或是装酷，或是搞怪；故事不是在历史中找料，就是去未来淘宝，唯独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了无踪影。再回头看看电视小屏幕上，尚有男男女女在《蜗居》中描摹百姓情感和社会生活，引发无数争议与共鸣。可以这么说，现实主义题材的集体失语不仅仅是目前华语贺岁片的问题，反观整个2009年的华语电影，从《建国大业》、《风声》到《狼灾记》、《麦田》，所有热门影片全都躲避在一个虚构或者过往的时空里，自我陶醉，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从票房的角度看，贺岁大片们基本上取得了计划中的胜利，然而这种票房的胜利却不是电影品质的胜利，而是话题的胜利，是看点的胜利，是集话题和看点于一身的明星们的胜利，于是与电影有关无关的明星们都纷纷搭乘贺岁档的电影列车，为贺岁大片小片的一时热闹出工出力。编导与制片人们用大牌明星来做票房的保证，用话题明星来做票房的巩固。有了周杰伦和林志玲，谁还管故事是否是东拼西凑、没头没尾？有了小沈阳和哪怕只有惊鸿一瞥的赵本山，收视率能比春晚差到哪儿去？而且，这回的大个小品可不是免费的。就算没有大明星，凑齐一帮二线明星、电视演员、半红不紫的歌手和主持人，然后大声叫卖他们献给大银幕的“第一次”，总有愿者上钩不是？投资人和创作者小算盘打得乱响，明星就是他们有恃无恐的万灵丹药，似乎一部多么糟糕的电影也可以因此起死回生，殊不知，在大家逐渐看惯了贺岁片们像储藏大白菜一样堆积明星的时候，这种拿明星赌明天的做法，有可能换来的是电影和明星的两败俱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花木兰》里的维塔斯，一个一线的国际歌手，在电影当中扮演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不得不让观众对影片以及维塔斯本人重新认识。

　　其实，华语贺岁电影的种种缺失可以归结于那个关于电影艺术性与商业性的老话题。无论是对电影商业元素的整合，还是电影营销的种种手段，包括以明星为核心的商业包装与宣传等等，本身都无可厚非，毕竟电影作为大众艺术需要商业的平台来拓展和自我实现。可电影之所以具备商业价值，是在于它自身的特质，也就是它具有艺术性，丧失了这个基础，仅凭商业机器产生的那一点话题和噱头，电影很快会落入涸泽而渔的困境之中。不管贺岁档的票房数字看上去多么诱人，他们只是稻子，而艺术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不为艺谋，只为稻粱谋，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的脚下是一片荒芜。

　　黄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