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王蒙又发高论：“言论自由了，言论也就贬值了。”张艺谋说：“一直都等不到好剧本，才不得不向国外购买！”另一方面，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作家群体，中国每年还花大把的钞票供养作家和作家协会———

　　“言论自由了，言论也就贬值了”？

　　前不久，王蒙以嘉宾身份又现身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从王蒙关于“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引发网上争议开始。王蒙一开腔就为他遭受的质疑辩释，说是大家“误解”他了。为此他从清朝的曹雪芹和《红楼梦》，一直说到了沙皇俄国。王蒙说，文学之好与不好，是由作品自身决定的，并不取决于所处的时代。例如，俄国当年一批文人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但也写出了传世之作。王蒙还说：“言论自由了，言论也就贬值了，(网民的)粗话脏话全都出来了。”恭听至此，我心头咯噔一震，又替王蒙捏了一把汗！

　　王蒙的言论再次触碰中国文学被捂着的痛与伤！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和缩影，产生什么样的作品是离不开所处的时代的。“文革”十年除了产生“三突出”的样板戏，就是产生了地下文学；曹雪芹要是写作环境能好一点，《红楼梦》后四十回就不会是高鹗续写的这个样子，还苦了身后的红学家们考证来考证去；要是当年俄国作家不被流放西伯利亚，他们能留存下来的作品至少还会多一点点；丁玲要是不曾遭受北大荒劳役和长达22年的折磨，敏锐有为、意气风发的女作家又怎会在平反时变成神情迟缓、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而无法完成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姐妹篇？老舍先生就更惨了，没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文学创作平庸原因何在？

　　幸而改革开放了！这30年来，相比于中国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文学仍还是感到了被动与羞愧！曾经背负“资本主义”沉重骂名的民营经济，如今也都“咸鱼翻生”了！可是中国文学的各类“鱼群”，仍是在一个池子里扑腾，虽然池子比前见大了些些。今天，文学作品进入了网络化、手机化，也更快餐化、娱乐化和表象化了，更趋附于商业的利益与需求，更迎合市场的畅销写作，但中国文学能说是“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吗？

　　广东有位默默写诗的女诗人，最近第一部诗集《黑眼睛》送审，竟然担心能否通得过出版审查。她甚至临时撤下了《言必称希腊》、《想念鲁迅》等诗作；可是当中的《赌官落马》、《革命与吃饭》、《鱼，从头腐烂》、《贫困与矿难》、《夜蜻蜓》、《床空半边》、《肺的沉重》、《白河的哭泣》、《跨世纪抗诉》和《一夜情》等诸多篇什，仍让诗集承受着尖锐的痛和沉重！诗人说：“要是通不过审查也能‘理解’；但文学不应被赋予粉饰的功能，而要有责任和担当的真诚和勇气；大悲写作其实是爱的另一种表述，有着更加博大深沉的情怀，却一直难被‘环境’所容，不啻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文革”过去多少年了，中国文学还在怎样地负重前行？！

　　言论自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推进民主的价值尺度，也是解放文学创作“生产力”的需求与呼唤。可依王蒙所言，“言论自由”导致“言论”的“贬值”，按他的话岂不是应当退回到专制的黑暗里去？专制，只突显了位高权重的人言论“价值”的至高无上，“文革”时一句都顶一万句了，却连国家主席、大将军也得闭上嘴巴！更等而下之享有的，就不止是“粗话”和“脏话”了，而是拳棒交加、批斗抄家，充劳役，关牛棚，被逼得妻离子散，甚至沉湖上吊！有些人也是从那个年代的风雨走过来的，时至今日是老年健忘还是滋滋喜于一己的功成名就而“处在最好的时候”了？当下中国作家个性沉滞，文学创作流于应景、平庸与虚空，到底原因何在，难道不令人深省吗？

　　文化界应该羞愧和反思

　　各地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嚷嚷也有些年了，结果如何？张艺谋日前就发话了：中国目前缺的就是好的剧本；他这几年一直都等不到好剧本，才不得不向国外购买并改编人家已经拍过了的东西！作家们听了这番话时是不是好想哭、好悲哀？要知道，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作家群体，中国每年还花大把的钞票供养着大作家和作家协会，包括采风和出国访问的银两，这可是世界顶级待遇哦！中国作家却为什么还写不出有深度的东西？不是极大的讽刺么？而媒体也各有苦衷，跟风空话套话，忙于取悦读者观众；试问中国文学什么时候才能像武广高速铁路那样，让人耳目一新，叫世界惊叹，甚至捧得诺贝尔大奖回？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评出世界50张有影响的面孔，这些面孔在2000-2009的十年间影响了世界。我国入选的有政界、商界和金融界的人物，唯独文化界空白！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不是又一次应该羞愧和反思吗？我国文化界并不缺人才哦，相反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文化包括文学的队伍，为何发出的声音至今仍被世界所忽略？而对自身社会转型又有多少积极的影响都难说了。深究下去，只怕又触碰到不可言传的坚硬外壳了。

　　我们期待着中国文学闪闪发光的黄金时代，终将随着天风的鼓动而扑腾到来！可在那之前，除了缓缓负重前行之外就一无可为了吗？

　　□钟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