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下班打卡、按部就班生活的银行普通职员，把镜头对准了他的23位中学同学：一个男同学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个女同学嫁了有钱人，每天无聊地在家养仓鼠、打牌；一个当上了银行行长，一个中午跑了三场饭局；一个当上了哲学系教授，却“特别相信周易”；对生活最满意的，竟然是每月赚400元的当清洁工的同学……他说，这就是生活——

　　你导演不了生活

　　林鑫讨厌自己“纪录片导演”的头衔，尽管这个中年男人蓄着导演招牌式的络腮胡子，还带着一副徐志摩式的圆圆的眼镜。

　　“这是很荒谬的，你根本导演不了生活。”他语调温吞，“你只是生活的记录者，只能臣服于生活的逻辑。”

　　在此之前，他的作品《同学》刚刚获得第6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的评委会奖。在这个中国最重要的独立纪录片电影节上，日本导演内藤雅行评价说，这是一部“描写生存本质的电影”、“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讲话，但我还是流了泪。”

　　林鑫在这部长达3个小时的纪录片里，拍摄了自己23位中学同学的中年生活：一个男同学做了大巴司机，刚被从监狱里放出来，虽然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心里却已经打定主意“再有问题就不活了”；一个女同学嫁给了有钱人，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家里养仓鼠、打牌，面对镜头总是很困惑地问“这么无聊的生活有啥好拍的”；另一位男同学当上了一所高校的领导，一位下属在他面前拍胸脯保证“我一定跟哥好好干”。

　　因为“臣服于生活的逻辑”，林鑫对电影几乎没有做任何炫耀技巧的剪辑。整部影片如同社会调查表格一样严谨、工整，甚至有些笨拙。他对每一位被拍摄者都严格地跟拍一天，镜头也完全按照拍摄时间来剪辑，甚至，从一个一个的拍摄对象的服装上，人们竟然看得出来拍摄过程依次经历的四季变换。这让北京电影学院的张献民教授忍不住抱怨：“林鑫交给同学们的话语权太大了，缺少了一个作者应有的主观。”

　　面对批评，林鑫依然坚持，面对非常宏大的生活，他没有什么“创造的余地”。“生活的编剧比我强大太多了，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把一切记录下来。”林鑫说。

　　这个男人对于自己选择的东西出奇的固执。面对别人对作品的批评意见，他总是“虚心接受，死不悔改”。甚至，当单位领导希望他剃掉自己留了20年的络腮胡子时，他对领导说：“我可以每月划出一部分工资用来罚款，但胡子坚决不剃。”

　　事实上，即使离开了纪录片，这位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也同样“臣服于生活”。

　　他的父亲从江苏迁来陕西铜川“支援大西北”，当上了一名煤矿工人。尽管已经在这里生活了50年，林鑫却依然固执地保留着江苏口音，并且坚持自己是个“外地人”。

　　他总觉得这个西北小城给了他太多的痛苦和无奈：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没能进入美术学院，只能招工进入银行，成为一名小职员；工作后，因为岳父岳母不同意，他和妻子私奔旅行结婚，但自己的父母却在自己回来没多久后相继去世，让他倍加自责。

　　可生活却在另一方面推着他一步步前行。他跟随当地的老师学习绘画，又成立了画会，30岁的时候，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40岁的时候，因为“诗句不断从内心涌出”，他又迈入诗歌的世界，出版了个人诗集。

　　在很多人的眼中，林鑫的画和诗都是生涩的。但当他“在内心的驱动下”举起摄像机，投入了纪录片的世界时，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曾经的“艺术家”也发现，自己不再专注于主观的冥想，而更倾向于关注现实的生活。

　　几年的时间里，林鑫拍过铜川的一座瓷窑古镇，拍过父亲工作的煤矿，第三部作品，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毕业后再没联系的中学同学。

　　他开始像“滚雪球”一样搜集同学们的联系方式。每找到一个同学的电话，他就找准假期打过去，要求立即登门拜访。等到踏入同学的家门，还没坐下，他就忙着摆设备，布话筒。面对错愕的同学，他总是微微一笑：“咱们都这么大年龄了，一生也没指望了，不如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等到后人想知道的时候还有得看。”

　　慢慢地，这些同学就会卸下心防，开始向久未见面的林鑫倾诉内心。

　　有时候，这些语言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当上了银行行长的同学，一个中午跑了三场饭局，觥筹交错间满脸的春风得意，末了还希望林鑫能把拍摄的素材带给他复制一份，作为“辉煌岁月的记录”。

　　“刚工作那会儿，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四块五，现在当行长一年十几万，还在西安买了房。”这位行长在一番忆苦思甜后，总结道，“工资就是衡量一个人的工作价值，这市场经济，就是这样。”

　　还有一位女同学在一所大学的哲学系里当教授，她在镜头前回忆了自己的奋斗史，忽然话锋一转：“人嘛，还是要信仰一点实惠的，对不对？我特别相信周易。”

　　总有人好奇，为什么林鑫能让其他人在镜头前无所顾忌？林鑫自己也不明白。每当他表明自己不是记者时，周围的人就放松了警惕。他只能猜测：也许因为自己和他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让他们觉得没有威胁，或者，“也许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纪录片吧”。

　　在这23位同学中，最打动林鑫的，是一位做清洁工的女同学。尽管每天早上3点钟起床上班，风雨无阻，并且每个月只有400元的收入，但这对夫妻却在影片中对生活表现出最明确的满意：“等娃一毕业，顾住自己，俺两个人一退休……反正我觉得挺满意的。”

　　一句话，让这个曾经“自以为是的艺术家”惊觉，原来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有自身的尊严，“只有我们解除所谓知识的武装，俯下身去，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生命中沉重的呼吸”。

　　当然，这位曾经的“艺术家”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文艺情结”。在影片的一开始，他就拍摄了一位自己最要好的男同学。这位男生从十一二岁开始就立志当作家，他写了60万字的小说，却没有出版社愿意发表。为了维持生计，他甚至一度需要在路边摆地摊卖鞋。最后，他终于放弃了作家梦，改行开了一家数码彩扩店。他不再经济拮据，却不愿再谈起文学。

　　“就像一个登山家，在爬到8000米的时候被雪崩埋葬了。”这位年近50岁的同学用艰涩的语言讲完，在镜头前叹了口气。

　　“人的理想就这样在现实中被葬送掉了。”这一幕让林鑫唏嘘不已。

　　在纪录片的“圈子”里，很多人都觉得林鑫是一个乐于倾谈的人。纪录片导演王浩记得，初次见面，林鑫就兴致勃勃地讲述他的作品、人生，话语“如河流一般奔泻而出”，讲到兴奋处，他还会手舞足蹈，“笑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你平常也这么爱讲话吗？”有人问他。林鑫回过头，笑容渐渐淡去：“我平常几乎不讲话。”

　　日常生活里，他是一家银行的职员，每日按时刷卡上下班，干些起草文件、支付现金之类的琐碎杂事。办公室里的两位同事，一个是“小头目”，另一个不会用电脑，只剩下他一个人“逆来顺受”。他常常安慰自己：“像卡夫卡那样的人，和我干的是一样的工作，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林鑫从不讳言自己与同事的格格不入：“别人感兴趣的，我没兴趣。”事实上，上班时间里，他总是沉默寡言。只有在每天做完广播体操走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才会和一位同事简单地讲上几句话。

　　而他在单位唯一的朋友，是一位已经当上官的“文艺青年”。林鑫说，他们见面连招呼都不打，但两个人都知道，“我们是哥们儿”。

　　两年的拍摄、剪辑完成后，林鑫的《同学》并没有公开发行。人们只能在一些展映活动上看到这个片子，除了获奖所拿到的几千元奖金，他也没有凭借纪录片获得任何收入。

　　“我不在乎这些，因为我有谋生的手段。”只有在这个时候，林鑫谈起自己的工作时才是开心的，“好多人讲回报讲效益，但纪录片是个例外，我喜欢这样。”

　　每天下班后，他都窝在自己的家里。他把最大的卧室装修成了画室，而在他的客厅里，摞着几千片四处淘来的纪录片和古典音乐的光盘，他喜欢美国纪录片《灰熊人》，因为充满了“生活的张力”；而在听着《哥德堡变奏曲》时，他说，自己的面前会浮现出一轮“亘古而现代的太阳”。

　　到了节假日，他就会背起器材行走在铜川的街道上，准备拍摄自己的下一部纪录片。他依旧蓄着络腮胡子，带着像瓶底一样圆圆的眼镜，与周围的人群显得格格不入。

　　他说，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记者 付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