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尚中”，以“中 ”为贵。西周时代，周公旦营建洛邑(今洛阳)，经营“成周”，他认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也就是说以洛邑为都城，既方便四方诸侯贡赋，又利于镇抚教化全国。但自春秋以来，诸侯争霸，周室衰微，昔日的政治都会日渐凋敝，区域性政治经济都会迅速崛起。位于今菏泽定陶县的古陶邑，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一度商业辐辏天下，成为当时“普天之下”的经济中心，被誉为“天下之中”。

　　古陶邑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巨变，故踪难觅。近年开挖定陶新河，地下五米挖出故城东南城墙。随着城市扩张，正在建设的定陶新城，恰好成为春秋陶邑故址的新地标。

　　商人与国君分庭抗礼

　　打开历史地图，春秋时期的古陶邑在今定陶县城西北五里，居于古济水岸边，西汉始置济阴国、济阴郡。济水是横贯齐鲁大地、东流入海的一条大河，为古代四渎之一。后来黄河屡次改道，侵夺了济水河道，今东平以下黄河河道即济水故道。古济水是滋养齐鲁大地的主要河流，哺育了齐鲁古代文明，以其舟楫灌溉之利造福齐鲁人民。济南、济宁、济阳等城市皆因古济水流经而得名，由此可见它对齐鲁大地的贡献。

　　陶邑在西周时是诸侯曹国的都城。古曹国除了留下曹州、曹县等地名外，在陶邑附近还有曹陵仿山遗存，正默默无言地叙说着曹国历史：曹国虽是一个诸侯小国，却“襟带河济，扼控鲁宋”，居于要冲，诸侯四通，成为各国往来的必经之地。在春秋诸侯纷争的政治舞台上，曹国扮演着一个活跃的角色，这里的会盟和征伐频繁，使得曹国成为诸侯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区。

　　曹国毕竟国小势弱，无力争霸，终于在公元前487年为邻国宋所灭，都城陶邑成为宋国的城邑。宋乃殷商后裔，而“商”是较早出现商品交换的部族，宋国对曹国的兼并，为陶邑注入了新的商业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铁器和牛耕普遍使用，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分工扩大，社会制度发生变化，原来“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商人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摆脱“工商食官”束缚的新兴商人，为追逐商业利润，“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国语·齐语》)。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使得陶邑的区位交通优势充分发挥了作用，“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很快发展成为诸侯国间商品交易的中心城市。

　　陶邑的商业繁荣吸引着各地商贾，来陶邑经商的有一位大商人，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在曹、鲁之间经商，成为孔子弟子中最富有的人，“家累千金”。子贡经商不像小商小贩那样小本经营，而是预测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大进大出获取大利。孔子评价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经商财大气粗，地位也很高，“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到了与国君平起平坐的地步。

　　运河开凿使陶邑成财富宝地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多新兴的经济都会中，陶邑独享“天下之中”的美誉，这说明陶邑的繁荣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城市。陶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城邑，一跃成为第一流的经济大都会，它的兴盛背后必定有其特殊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运河开凿蔚然成风，尽管大都出于战争和会盟的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陶邑在济水岸边，原本就有舟楫之利，而古运河菏水的开凿，又进一步提升了陶邑的水道交通枢纽地位。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争霸中原，首先开凿了沟通江淮的邗沟，这是京杭大运河最古老的一段。公元前482 年，夫差为参加晋、鲁等国的黄池之会，又在泗、济之间凿出一条运河，“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国语·吴语》)。这条运河是从宋国陶邑东北的菏泽引济水东南流，在湖陵(今鱼台县北)附近合于泗水，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济水分水黄河、泗水乃淮水支流，菏水的开凿使原本独流入海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互相联系起来，这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定陶西溯济、河而上，可达秦、晋；顺济水东北而下，能抵齐国都城临淄一带；东经菏入泗，再由泗入淮，可到南方的吴、楚地区。菏水开凿后的一百多年里，它是往来江、淮、河、济的唯一航道。陶邑处于菏水和济水会合的地方，正处在这个水道交通网的枢纽，也就成了四通八达的中心城市，因而能够很快繁荣起来。

　　战国时期开凿“鸿沟”，更使陶邑水运条件锦上添花。“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史记·河渠书》)，鸿沟会合济、汝、淮、泗诸水，使陶邑水道交通的联系范围更加扩大，促使陶邑更加繁荣。

　　吴王夫差开凿菏水后不久，吴越争霸的另一位主角——范蠡也来到陶邑。公元前473年越王灭吴后，范蠡急流勇退，浮海出齐，辗转至陶。这时的陶邑已经发展成为 “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他认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于是自谓陶朱公，毅然选择了治产经商，“十九之中，三致千金”。范蠡来陶经商距菏水开凿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由此可见运河对扩展商业的巨大作用。

　　合纵连横必争的“午道”

　　战国时期更是战乱不休，争战的目的是为了兼并城市和土地，繁荣的陶邑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诸侯间的争夺，因而发生了一系列合纵连横的战争。公元前286年，齐缗王发动合纵战争，齐、楚、魏灭宋，三分其地，齐国得到陶邑。公元前284年，燕、韩、赵、魏、秦五国连横攻齐，秦国首先攻取了陶邑，并把它作为秦相魏冉的封邑。公元前254年，魏安厘王救赵败秦，乘机攻占了陶邑。

　　“合纵”、“连横”都涉及到陶邑，是与当时的地理形势有关。齐和秦两大强国位居东西，楚、韩、赵、魏、燕五国南北排列。所谓合纵连横，南北联合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这一纵一横在地理空间上形成十字交叉，陶邑恰好处在交叉点上，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战国时人们常说的“午道”。在合纵连横的纷争中，陶邑的战略中心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扩大了其“天下之中”的历史影响。

　　列国的反复争夺，阻滞了陶邑的繁荣发展。但致使陶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秦汉以后，由于黄河屡次决堤泛滥，淤塞了济水与菏水，陶邑失去昔日的交通中心地位，商业贸易因失去交通支撑而萎缩，持续繁荣数百年的陶邑开始走向衰落。后来就连陶邑城池也深深湮没在地下，“天下之中”的辉煌从此成为历史的记忆。

　　本报通讯员 陈尔民 本报记者 石奇亭